第17章 杨李之间（2 / 2）

李格非说：“现在看殊为可惜！这个城不好发展了。”城本来就小，路占了大部分面积，加上军队用地，实在没有发展的空间。

杨元奇道：“毕竟是军城，现在更是安城南百姓的心。”要是烽烟真的烧了过来，城南的人可以躲进城中，里面囤积的物资大家省点怎么都能撑3个月。要是应对及时，人口南撤，这里就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在功能上这有点类似欧洲城堡的性质，不过外在形式是个小城。

杨家不可能在城内发展，空间太狭小。李格非明白这是詹度执着于城南的理由，这和以前杨兴武时期不同，随着盐州的稳固，定边城军事价值在减弱，从政绩上来说，詹度得提高民生。要是州衙下去只在城内，詹度估计一任下来什么都做不成，至于守住这个定边城，盐州都守住了，中枢就不会计他的多少功绩。

李格非说：“你总要给点什么詹度！他并不是做表面功夫的官员，他确实想做点事。”

杨元奇道：“李叔，关于盐定路的政事，我不想再做交易。”

李格非看向杨元奇：“你真的想清楚了。”这就是把对盐定路的主导权争夺明面化，大家都知道杨家极想世袭盐定路，各方都在使力，却都表现得“道貌岸然”，起码嘴上会说为了这一方百姓的安乐。

杨元奇道：“我去了趟江南，朝廷户部钱粮充足，百姓生活却是并未提升。”

关于这点，李格非天然就倾向相信，在旧党的理念中，新党的政策主张是把钱粮集中到了中枢，王安石的为国理财更是为官家理财。杨元奇不会去和李格非争议，细究整个政策，旧党这个说法略显片面，至于不足？新法旧制不都有！

现在的李格非不会去说新法差，治理司在治安商业这两类，事实上采用的方式更偏于新法，在农田水利等方面则更合于旧制。有时候李格非和苏迨、潘易岭等人偶有说起，都是遗憾新旧两党残酷的争斗毁了那个朝堂。现在盐定路的士子很少谈论新法旧制，大家更倾向于办事。杨元奇有句简单的话很得认同：管它什么法，对民有利就是善法。怎么判定？以一地试行得以证实，慢慢推广。

李格非问：“岭南之行你和苏先生关于此经常深谈吧。”这点李清照身上都隐约能透露不少，她只是无心政事，她很多时候看似胡搅蛮缠，却经常能说服自己的老爹，这本就得益于她当时随行一旁。

杨元奇回：“老头子是那代人中最先解脱的人，只有放下脱身那场争执，才能从更客观的角度论及政策。”

李格非说：“所以你去看了章援？”

杨元奇道：“喂，李叔，你是不是太高看我了，这个和治政没关系，就是情谊。”

李格非笑笑不再争论，杨元奇的态度对盐定路士子的影响可不小，特别是定安学府正在成长的年轻士子。

（历史对苏杨这对师生评价高到极点就在于，历史的定论是杨家治政始于岭南之行，重要不在于具体什么政策，而是对待政策的态度。如果说政策本身合适与否还有争议，那苏轼对治政的态度就无可争议，没有完美的政策，所处角度和位置决定对利益的选择，只有因时而异一种改变的态度。苏轼对自己个人的否定更为此做了注解，当年他们实已陷入党争，因人而事。历史概叹，太多惊才绝艳的人至死都不愿承认这点，越到后面，他们越陷入党争困境，他们已是对人，而不是所谓君子之间对事情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