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3章 算学辩疑（2 / 2）

为了彻底打消疑虑，郭守敬让人搬来燕云与江南的量田算册。燕云的册页上写着：“燕云某乡，田千亩，亩收粟两石，税四升，年缴四十石”；江南的册页上写着：“江南某乡，田千亩，亩收稻三石，税五升，年缴五十石”。他用红笔圈出“算法”：“都是‘亩数×税率=税额’，只是‘亩产’‘税率’因地域调整，这是户部定的‘因地制宜’，不是偏袒。”

“再看灾减，”他翻到燕云的灾册，“去年燕云旱灾，税减四成，算法是‘税额×六成’；江南涝灾减三成，是‘税额×七成’——减成不同，算法相同。汉科题考的是‘灾减算法’，不是‘减几成’，就算换成草原垦田减五成，算法还是一样。”

博罗欢的书吏按这个算法，把汉科题换成草原数据：“垦田五百亩，亩收粟一石五斗，税三升，灾减五成，年缴多少？”算出来是“五百×三升×五成=七点五石”，和汉科题的解题步骤丝毫不差。博罗欢看着算筹摆出的等式，脸色终于缓和：“原来……是我想偏了，以为题考的是江南，其实考的是法子。”

争议解决后，周显与博罗欢共同拟定了“算学题补充条例”：今后算学题需“一案两地”，即同一算法，附南北两个案例，比如汉科题保留江南案例，再添草原垦田案例作为注释；蒙古科题保留草原案例，再添汉地案例注释。“这样不管是蒙古还是汉人考生，都能找到熟悉的案例，又能学会通用的算法，”周显道，“既公平，又能让他们知道，南北的法子是通的。”

郭守敬还提议，在贡院的算学备考册里，增加“地域算学对照表”，把汉地的“亩”“石”与草原的“帐”“头”（畜税单位）对应起来，比如“一亩田的收成，约等于两头羊的价值”，帮助双方理解。“算学不是争高低，是帮官员做事，”他对双廷官员道，“不管是管粮还是管畜，算不清楚，就做不好官。”

萧虎得知后，在条例上批了“准”字，又添了句：“今后算学考官，需双廷各出一人，共同拟题——互相盯着，就不会再出‘偏袒’的疑议。”这看似是学术调整，实则是权力制衡：让双廷在出题环节就互相监督，从源头避免争议。

贡院的考生们得知争议后，反应各异。蒙古考生阿古拉（帖木儿侄子）原本对汉科题很抵触，听郭守敬讲了“算法通用”后，特意找汉考生卢明远借《量田法式》：“帮我看看，这草原垦田的题，我算得对不对？”卢明远笑着给他讲解：“你看，这‘亩’就像你们的‘帐’，都是用来算‘一块地’的，只是名字不同。”

汉考生吴梦祥（江南迁来的书生）原本觉得题太“偏实务”，不如考“勾股定理”雅致，听赵谦说“官员不会算税，百姓就会吃亏”后，也开始认真研究赋税算法：“原来算学不是纸上谈兵，是真能帮到人的。”他甚至主动帮蒙古考生翻译题里的“稻”“荒田”，“都是考生，互相帮衬着，才能都考好。”

考后的茶馆里，蒙汉考生围着算筹，一起算“草原垦田税”“江南稻田税”，发现结果虽不同，法子却一样。有个蒙古考生笑道：“早知道这么简单，我就不害怕了——以后做官，不管去江南还是草原，都能算税了。”

这次争议后，户部趁机推行“量地均税培训”，让双廷的年轻官员都学“方田术”。郭守敬带着算学官，在燕云、江南、草原垦区各设一个培训点，用实际量田教官员算税。在草原培训点，博罗欢亲自跟着学，算完一块垦田的税后，对郭守敬道：“以前觉得汉人算税是‘鬼把戏’，现在才知道，都是实在的法子——以后左廷的人，再也不会说右廷偏袒了。”

周显则把算学题的争议与解决过程，写成《算学辩疑录》，印发给各地官府：“告诉总盯着‘南北’‘蒙汉’这些虚的。”录子里还附了各地的量田算例，成了官员的实用手册。

萧虎在白虎殿翻看《算学辩疑录》时，对耶律楚材道：“一场算学争议，倒让双廷懂了‘法子不分南北’的道理——比我讲十句制衡都管用。”耶律楚材点头：“用实务化解偏见，这才是治世的根本。”

至元四十四年秋的算学之争，表面是学术争议，实则是萧虎“技术制衡”权谋的体现。他没有直接命令双廷妥协，而是让郭守敬用算学的“通用性”打破地域偏见——算学不讲“蒙古”“汉人”，只讲“对错”“实用”，这种中立的技术权威，比皇权压制更能让双廷信服。

争议解决后，双廷官员都意识到：在“量地均税”“算学算法”这些政务面前，地域差异必须服从国家统一的制度，否则就会误事。蒙古官员开始学汉地的亩法，汉官员也开始了解草原的垦田制，双方的认知边界在技术层面慢慢模糊。

深秋的算学馆里，王承祖与博罗欢一起拟定明年的算学题，题里既有“江南漕粮运输算”，也有“草原畜产品折算粮税算”。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两人共用的算筹上，蒙古文与汉文的注释写在同一张纸上，再也分不清哪是蒙古的，哪是汉人的。

这场看似普通的算学之争，最终成了双廷从“对立”走向“协作”的小切口——就像算学题里的等式，左边是蒙古，右边是汉人，中间的等号，是大都的制度与实务，只有两边相等，等式才能成立，国家才能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