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4章 工部造尺（2 / 2）

王显在尺首虎首下方刻“萧”字，字体为“隶书”，刚劲有力，“萧将军是元廷治世核心，刻‘萧’字，代表将军亲验，诸王见字便知‘这尺是将军认可的’，不敢违抗丈量。”耶律楚材得知后，派赵良弼送来“萧虎手书‘量’字”，让工匠刻在虎首口中玉坠上，“将军手书更显权威，草原部落见了，便知丈量是将军之意，不是汉官私为。”帖木格雕玉坠时，特意将“量”字雕得突出，“让部落一眼便看到将军手书。”

正面汉文刻度（一寸、一尺）代表“汉地治理规范”，背面蒙古文标识（每三里刻“阿里玛”，意为“马”）代表“草原认知习惯”，王显道：“双语不是‘迁就’，是‘协同’——元廷治草原，既要用汉地的精准，也要懂草原的习惯，这尺便是‘协同治理’的样子。”周彬补充：“汉官用汉文算尺寸，草原吏员用蒙古文讲给部落听，双方都不别扭，丈量才能顺利。”

每三里刻一丛牧草，对应“可养马一匹”，王显解释：“这是告诉草原部落，元廷限牧不是‘夺马’，是‘按草场承载力分配’，每匹马可占三里草场，诸王不多占，中小部落也有份，这便是‘公平’。”博尔济长老向部落宣讲时，指着牧草纹道：“大朝（元廷）按草给马，咱们有多少草，便养多少马，不会再因争草打架了。”这种“可视化公平”，让部落对限牧政策多了几分认同。

虎首、牧草纹均用黄铜嵌制，玉坠用和田玉，黑石用北境神石，这些材料在草原“价值不菲”。王显道：“这般用料，是让草原部落知‘元廷有财力、有诚意’——不是用粗制滥造的东西糊弄他们，而是真心想把草原治理好。”帖木格对部落同胞道：“黄铜在草原能换十只羊，和田玉更是少见，大朝肯用这般好料造尺，可见重视咱们。”

王显请萧虎为尺命名，萧虎提笔写“量天尺”三字，释曰：“量的是草场，更是‘天道’——天道便是‘公平分配、不欺弱小’，元廷用这尺，便是按天道治草原。”耶律楚材还在《量天尺记》中写道：“天有常道，地有常形，量天尺者，量地合天道，治草顺民心也。”这一命名，让量天尺从“器物”升华为“元廷顺天治世”的象征，汉官带尺入草原，便似带着“天道公平”的使命。

第一把量天尺的试造，并非一帆风顺——刻度模糊、虎首歪斜、铜嵌脱落等问题接踵而至，但工部团队“发现问题便改，改完再试”，历经三次试造、两次大调，终于拿出“精度达标、纹饰生动、手感适配”的定型版本，为后续批量生产奠定基础。

正月卅，工匠们启动首件试造——汉匠锯木、打磨、画刻度，草原铜工雕纹饰、嵌铜、磨虎首，耗时一日完成。但验收时发现三大问题：一是刻度填墨“渗入木缝不均”，部分刻度仍模糊；二是虎首铜嵌“火候不足”，边角有缝隙；三是尺身“微微弯曲”，量长时误差超二分。王显将问题记在《试造问题册》上，“今日发现的问题，都是明日改进的方向，别气馁，咱们改了再试。”

针对“填墨不均”，李泉尝试三种方法：一是“先涂桐油再填墨”（桐油封闭木缝，墨不易渗入）；二是“填墨后用竹片刮平”（去除多余墨，避免堆积）；三是“晾干后再涂一层薄蜡”（防墨磨损）。试过后，第二种方法效果最好——填墨后用竹片沿刻度刮过，墨只留在凹槽内，晾干后清晰醒目。王显让工匠们“每刻完一寸，便立刻填墨刮平”，后续试造的刻度，再无模糊问题。

针对“铜嵌脱落”，帖木格改进“铜嵌流程”：一是“扩大纹饰凹槽深度”（从半分加深到一分），让铜料嵌入更牢；二是“在凹槽底部刻‘倒刺纹’”（铜料冷却后卡在倒刺中，不易脱落）；三是“铜嵌后用小锤轻敲加固”（让铜料与木缝更贴合）。第二次试造时，虎首铜嵌经“摔落测试”（从三尺高摔下），仍无脱落，帖木格道：“这般加固，草原人骑马颠簸，铜也不会掉。”

针对“尺身弯曲”，张木提出“木材预处理”方案——将榆木坯“先在水中浸泡三日，再晾干七日”，利用“水浸脱脂、晾干定型”的原理，减少后续弯曲。李泉还在尺身内部“嵌两根细铜丝”（沿尺身两侧，比中间铜丝粗一倍），“铜丝有刚性，可拉住尺身，防止弯曲”。第二次试造的尺身，经“冰窖冷冻、烈日暴晒”测试，仍笔直如初，误差控制在一分内。

二次试造完成，验收时仅发现“虎首眼窝黑石‘太小’，不够醒目”。帖木格便将黑石“从黄豆大换为蚕豆大”，嵌入后用细铜丝固定（防脱落），再打磨光滑。萧虎派来的使者现场核验，量三尺草场时误差仅一分，握感舒适，虎首威严，使者赞道：“这般尺子，汉官用得顺手，草原部落也会认，将军定会满意。”王显当即定“此为定型版本”，后续批量生产均按此标准。

为确保每一把量天尺“精度一致、纹饰统一、质量可靠”，王显建立“三验三查”的质量管控体系——从木材、铜料等原材料入库，到锯木、雕刻等工序加工，再到成品验收，每一步都有专人负责、专人核验，杜绝“残次品流入草原”。

北境林场送来的榆木，需经“三验”：一是“看纹理”（选“直纹、无节”的木材，节疤多易开裂）；二是“测硬度”（用指甲划，无深痕者合格）；三是“查湿度”（用“湿度计”测，含水率低于十五者合格），由张木负责验收，不合格的榆木“退回林场，不予入库”。草原送来的黄铜，需“测纯度”（用炭火熔化，看杂质多少），由帖木格负责，纯度不足的黄铜“重新冶炼”，确保铜嵌质量。

王显将造尺分为“锯木、打磨、画刻度、雕纹饰、嵌铜、填墨、涂蜡”七道工序，每道工序设“工序长”，完工后需“签字确认”，再交下一道工序。如锯木工序由李泉负责，每根榆木坯需“长一丈、宽三寸、厚一寸”，误差超一分便“返工”；雕纹饰工序由帖木格负责，虎首比例“眼占一寸、嘴占半寸”，不符者“重新雕刻”。工序长若“放过残次品”，与工匠同罚（扣粮票）。

成品尺需经“汉匠验精度、铜工验纹饰、主事验整体”三级核验：李泉用“标准木杆”（三丈长，误差不超一分）量成品尺，确保“每尺误差不超一分”；帖木格检查虎首“是否威严、牧草纹是否对齐、铜嵌是否牢固”；王显最后检查“整体手感、标识是否完整、有无磕碰”，三级均合格，才在尺尾刻“验”字，否则“退回返工”。二月初五，首批二十把成品尺验收，仅一把因“虎首歪斜”返工，合格率达九成五。

对“刻度误差超二分、铜嵌脱落、尺身弯曲”的不合格品，王显定“分类处理”：可修复的（如刻度模糊、小处磕碰），由原工序工匠“限期修复”，修复后重新验收；不可修复的（如尺身开裂、虎首断裂），“拆解回收”——榆木可做“校准木杆”，铜料可重新熔化嵌新尺，黑石、玉坠可“取下再用”，避免浪费。帖木格道：“草原铜料难得，能回收便回收，不能让好材料浪费。”

每把量天尺都有“质量档案”，记录“原材料来源（如榆木来自北境林场第几批）、工序工匠（如锯木李泉、雕纹帖木格）、验收时间、验收人”，档案由工部档案吏保管，“若日后草原反馈尺有问题，可查档案追责”。王显道：“质量档案不是‘形式’，是‘责任状’，让每个工匠都知‘造尺要负责到底’。”这种“全程留痕”的管控，让工匠们不敢懈怠，质量始终稳定。

定型版本确定后，工部启动批量生产（计划造五十把量天尺，含五把备用），王显从“工匠分工、物料保障、进度规划”三方面统筹，确保“二月初五前完工，按时交付汉官”——既要赶进度，又不能降质量，这场批量生产，考验着工部的协同能力。

王显将三十名汉匠、十名草原铜工分为五组，每组“六名汉匠+两名铜工”，每组负责十把尺，设“组长”（汉匠、铜工各一名）协调：汉匠分“锯木匠（1名，负责锯木坯）、打磨匠（2名，负责粗磨、细磨）、刻度匠（2名，负责画刻度、填墨）、校准匠（1名，负责工序校准）”；草原铜工分“雕纹匠（1名，负责雕虎首、牧草纹）、铜嵌匠（1名，负责嵌铜、磨铜）”。分工后，每组“每日可造两把尺”，效率比首件试造时提升三倍。

张木按“五十把尺”的需求，备足“榆木坯六十根（含十根备用）、黄铜五百斤（每把尺用铜十斤）、和田玉五十块（每块雕一玉坠）、北境黑石一百颗（每把尺用两颗，备用五十颗）”，物料分“每日领用”——每组每日领“榆木坯两根、铜二十斤、玉两块、黑石四颗”，避免积压浪费。他还在工坊旁设“物料临时库”，派两人看管，“工匠随用随领，不用跑远路，节省时间”。

王显制定“五日进度表”：二月初一至初二，完成“锯木、打磨、画刻度”；二月初三至初四，完成“雕纹饰、嵌铜、填墨”；二月初五上午，完成“涂蜡、校准、验收”；下午“打包、贴标识”。每日酉时，各组组长向王显报进度，“若某组进度落后，从进度快的组调一名工匠支援”。二月初三，第三组雕纹饰进度慢，王显调第一组铜工帖木格支援，两日后顺利赶上进度，“互帮互助，才能按时完工”。

批量生产中，王显“每两小时抽查一次”，每组随机抽一把半成品，检查“刻度精度、纹饰对齐、铜嵌牢固度”。二月初二，抽查发现第一组“刻度间距不均”，王显立刻让李泉“重新培训该组刻度匠”，并将已刻的五把尺“全部返工”。他强调：“批量生产最易‘马虎’，抽查就是要及时发现问题，别等全做完了再改，更费功夫。”

完工的量天尺，需“统一标识”：在尺首虎首下方刻“编号”（从一到五十），在尺尾刻“至元四十六年工部造”与“验”字；再用“羊毛布包裹”，放入“特制木盒（每盒放两把尺，盒内铺羊毛防碰撞）”，木盒外贴“量天尺××号”标签。成品存放在“工部干燥库”，库内放“石灰包”防潮，派四名士兵看守，“防止被盗或损坏”，确保交付时“每把尺都完好无损”。

十、交付前的最终核验：从“工部自验”到“萧虎亲验”的权威确认

批量生产完成后，量天尺并非直接交付——需先经工部内部“全面复验”，再由萧虎“亲验关键指标”，确保“每一把都符合设计要求、承载元廷权威”。这场核验，既是对工部造尺成果的检验，更是为“汉官带尺入草原”赋予“中央认可”的最终背书。

王显组织“全员复验”——五组工匠交叉验收（第一组验第二组，第二组验第三组，依此类推），每组查“精度、纹饰、手感、标识”四项：用标准木杆量精度（误差超一分不合格），用纹饰样板比对（虎首、牧草纹不符不合格），试握查手感（硌手、打滑不合格），核对标识（编号、验字不全不合格）。复验后，仅两把尺“刻度误差一分半”，返工后全部合格，王显松了口气：“咱们这关过了，才能送将军亲验。”

二十把量天尺（首批交付汉官用）送至白虎殿，萧虎亲验三项核心指标：一是“精度”——取三把尺量“三丈长的红绸”，误差均在一分内，“汉地官尺的精度，果然没丢”；二是“纹饰”——看虎首是否“威严有神”，牧草纹是否“对齐刻度”，“虎首雕得好，草原部落见了会敬畏”；三是“手感”——亲自握尺试量，“握痕舒服，不硌手，汉官带在草原用，不会累”。验完后，萧虎在每把尺的虎首下方刻“萧”字，“有朕的字，这尺便是元廷的信物，诸王不敢轻视。”

耶律楚材协助核对“量天尺编号与档案”——每把尺的编号（一至二十）需与《量天尺交付档案》中的“工匠、验收人、材质”信息对应，确保“一把尺一份档案，可追溯”。他还检查“双语标识”：汉文刻度是否“清晰无错字”，蒙古文标识是否“拼写正确”，“双语标识不能错，不然草原部落会误解，汉官也难解释。”核对无误后，耶律楚材在档案上签字：“量天尺者，量地合道，治世之器也。”

五把备用尺，除“编号为五十一至五十五”外，还需“额外加固”——尺身多嵌一根铜丝，虎首铜嵌处多涂一层羊油，“备用尺是应急用的，需更耐用”。备用尺存放在“中都驿站物资库”，与《备用尺领用规则》一同存放，规则规定“汉官需凭‘丈量官令牌’领用，用后需归还，损坏需说明原因”。王显道：“备用尺虽不用立刻交付，却要做好准备，万一草原上尺坏了，能及时补上。”

二月初五傍晚，工部在中都驿站设“量天尺交付仪式”——二十把量天尺整齐摆放在案上，每把尺旁放“对应的档案”，汉官代表王吏、周彬身着蓝色吏袍，恭敬站立。王显将第一把尺（编号一）交给王吏：“这把尺，是工部五十名工匠的心血，更是元廷治草原的诚意，你们带它入草原，要‘量准每一寸草场，不负中央所托’。”王吏接过尺，木盒入手沉甸甸，似载着“元廷权威、工匠心血、草原民心”三重重量——虎形量天尺，终于ready踏上入草原的征程。

（至元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汉官们带着量天尺，随虎卫一同北上，尺身的虎首在阳光下泛着铜光，牧草纹似在诉说“公平分配”的治世理念。而中都工部工坊内，王显仍在整理《量天尺造尺录》，将设计、试造、生产的每一步都详细记录，“待日后草原平定，这造尺的故事，也该写入《元史》，让后人知元廷治草原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