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1章 暗流与誓言（1 / 2）

中央专项组的接管，像一剂强心针，也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暗流涌动的湖面，激起了更深层的涟漪。表面上，案件进入了更高级别、更规范的侦查轨道，危暐（VCD）及其背后势力的罪行被条分缕析，证据链不断夯实。但真正的较量，往往发生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专项组下设多个小组，陶成文、鲍玉佳、张帅帅等人被分别编入不同小组，继续参与工作，但权限和知情范围受到了严格限定。这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隔离。魏超、马文平等人则主要负责外围安保和协调，确保调查过程不受干扰。

曹荣荣、付书云、孙鹏飞、程俊杰、梁露等关键证人，被集中安置在市郊一处保密的安全屋内，由专人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信息隔绝。马强因其精神状况和特殊身份，被送往专业的司法精神鉴定中心进行治疗和评估。

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假象。

（一）密码与迷障：沈舟的发现

沈舟凭借其顶尖的技术能力，被留在专项组技术中心，负责对所有电子证据进行深度挖掘和破译。他面对的，是马刚留下的那台旧笔记本电脑和录音笔里更隐秘的层面。

笔记本电脑的硬盘经过特殊加密，甚至带有自毁程序触发机制。沈舟花了大量时间，才绕过层层防护，进入核心区域。里面除了“红房间”成员名单和交易记录外，还有一个命名为“遗产”的加密文件夹。

破解“遗产”的难度远超之前。它使用的是一种非对称的、动态变化的密码，似乎与某些外部信息相关联。

“这不是单纯的数字或字母密码，”沈舟对着通讯器另一端的陶成文和张帅帅（他们被允许进行有限度的内部通讯）解释，“它像是一个谜题，需要钥匙。”

“钥匙是什么？”张帅帅问。

“不确定。可能是某个日期，某个人名，或者……一段特定的录音。”沈舟尝试了危暐的生日、危父的任职日期、林奉超被灭口的日期，均告失败。

与此同时，对录音笔的声纹和背景音分析有了新的发现。在第三段录音，也就是危暐在别墅聚会侮辱女性的那段背景杂音中，技术团队分离出了一个极其微弱的、持续性的“滴答”声，经过分析，并非钟表，更像是一种……老式发条装置或者某种定时器的声音。

“别墅？定时器？”陶成文敏锐地捕捉到异常，“查一下危暐名下或常去的别墅，有没有发生过与爆炸物、定时装置相关的事件或传闻，哪怕是未遂的。”

这条指令被迅速下达。但调查需要时间，而且可能触及某些人敏感的神经。

（二）安全屋的阴影：无声的威胁

安全屋内，生活枯燥而压抑。虽然物质保障齐全，但失去自由和对案情的知情权，让每个人的情绪都像绷紧的弦。

曹荣荣试图通过阅读和整理基金会筹备资料来转移注意力，但往事的阴影总在不经意间袭来。付书云变得更加沉默，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眼神空洞地望着外面的树林。孙鹏飞和程俊杰则显得有些焦躁，既担心自身安全，又对未来的审判感到不安。

梁露努力维持着大家的情绪，但她自己内心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天深夜，安全屋的供电突然短暂中断了十几秒。备用电源启动后，一切恢复正常。负责安保的队员检查后认为是线路短暂故障。

但第二天清晨，曹荣荣在自己房间的枕头下，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纸条上没有字，只画着一个简单的图案：一个被划掉的卡通笑脸，笑脸的嘴角淌着红色的、类似血迹的印记。

没有文字，却比任何文字威胁都更令人毛骨悚然。它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你们的所谓“安全”，不堪一击。我们随时可以接触到你。

曹荣荣拿着纸条，手微微颤抖，但没有声张。她将纸条悄悄收了起来。她知道，报告上去只会增加所有人的恐慌，并且可能招来更严厉的“保护”，甚至可能打乱专项组的部署。

这种无声的威胁，意在攻心。

（三）往事的烙印：第六次暴行回忆——体系的共谋

纸条事件后，安全屋内的气氛更加凝重。或许是为了对抗这种无形的压力，或许是需要彼此确认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在一次晚饭后，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再次谈起了危暐（VCD）。这一次，回忆指向了更深层、更令人绝望的暴力——当暴力与整个体系的部分环节媾和时，个体所感受到的那种无处申告的窒息。

孙鹏飞灌了一大口水，仿佛需要液体来压下喉咙里的梗塞：“你们还记得……‘老陈’的事吗？”

老陈，是危暐公司里一位资深的技术工程师，为人耿直，技术精湛。他因为坚持反对危暐强行推行一套存在安全隐患的技术方案，而遭到了系统的、全方位的打压。

“回忆开始-体系的共谋”

危暐（VCD）没有直接对老陈动手，甚至没有当面呵斥。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在一次管理层会议上说了一句：“老陈同志年纪大了，思想可能有些跟不上公司的快速发展，需要帮助。”

随后，一套组合拳接踵而至：

首先，公司审计部门“恰好”对老陈负责的项目进行了全面审计，找出了一些流程上的“瑕疵”（这些瑕疵在公司普遍存在，但唯独对老陈上纲上线）。

接着，人力资源部门找老陈谈话，暗示他“主动辞职”对大家都好，否则可能会影响他的“职业声誉”甚至“退休待遇”。

同时，与危暐关系密切的客户开始向公司投诉老陈“技术落后”、“沟通不畅”。

更可怕的是，老陈正在读高中的儿子，突然在学校里被一群小混混“莫名”殴打，虽然伤得不重，但对方丢下一句话：“让你爸识相点！”

老陈报警，警方受理了，但最终以“青少年寻衅滋事”结案，找不到主使者。老陈怀疑是危暐指使，但没有任何证据。

他去相关监管部门反映公司技术方案的安全隐患和危暐的打击报复，接待人员态度很好，记录很详细，但之后便石沉大海。后来他偶然得知，该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是危暐父亲的旧部。

他甚至试图联系媒体，但稿件要么被压下，要么被轻描淡写地处理成“企业内部劳资纠纷”。

那段时间，老陈仿佛陷入了一张无形的、无处不在的网。公司、客户、学校、警方、监管部门、媒体……每一个他寻求帮助的环节，似乎都悄然无声地对他关上了门，或者将他推向更深的绝望。他并没有遭受直接的肉体暴力，但这种利用体系资源进行的、全方位的孤立、污名化和压迫，让他精神濒临崩溃。

最终，在一个雨夜，老陈从公司顶楼一跃而下。留下的遗书上只有一句话：“我争不过了。”

事后，危暐在公司内部会议上，假惺惺地表示哀悼，并强调要“关注员工心理健康”。他还“慷慨”地给老陈家属支付了一笔“抚恤金”，条件是家属签署保密协议，不再追究。

当时，曹荣荣、孙鹏飞、程俊杰等人都在场。他们内心充满了震惊、愤怒和恐惧，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一句话。危暐用一种极其“合法”且“文明”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谋杀。他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与他作对，挑战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他所能调动的一整套资源和人脉网络。

“回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