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5章,如履薄冰的杜麟征与内斗的传统(2 / 2)
然而,见识过民朝那种焕然一新的社会气象与磅礴活力的他,自己老友呕心沥血经营的这一切,在神州那场更为深刻彻底的变革面前,终究显得有些后了。
他只能报以一丝复杂的苦笑,夜色掩去了他眼中的忧虑。
翌日,杜府。
晨光熹微中,杜麟征已换上朝服,向夏允彝致歉,言及今日有关乎莫卧儿边境驻防与赋税调整的要务需立即处理,不能相陪。
夏允彝自是理解。
不久,侯方域便登门来访,他如今是东吁学府的山长,虽无实际权柄,但在士林清流中地位尊崇,负责文教礼乐,也算一方泰斗。
他拉着夏允彝道:“仲彝兄,得知你归来,许多当年的江南故旧都翘首以盼,定要一聚!今日便在‘忆江南’戏院设了薄席,万勿推辞。”
两人来到城中一家颇为雅致的戏院,匾额上正是“忆江南”三字。
进入预留的包厢,里面果然已坐了不少人,皆是当年江南文坛颇有名气的才子——陈贞慧、冒襄、吴应箕、董其昌、李渔等人。
昔日他们在江南,声名或许不及张溥、夏允彝这等领袖人物,或是才气稍逊,或是实干不足,但亦是风流俊赏之辈。如今流寓东吁,竟也成了此地学界执牛耳者,堪称泰山北斗。
在侯方域的引荐下,夏允彝与这些故人一一见礼。寒暄之间,难免有时光荏苒、物是人非的感慨。
叙话片刻,戏台上锣鼓一响,今日的剧目《金陵烟云》开演了。
这出戏讲的正是南明时期,金陵几个世家大族子女在末世繁华中的爱恨缠绵,诗词唱和,儿女情长。
然而好景不长,大同军的铁蹄踏破江南,繁华转瞬成空,家族分崩离析,戏中的痴男怨女在战火与动荡中颠沛流离,劳燕分飞。戏文婉转缠绵,唱腔哀怨悱恻,将那种国破家亡、身世之悲渲染得淋漓尽致。
台下观众,多有类似经历者,看到动情处,不少人情难自已,低声啜泣,或以袖拭泪。
即便是夏允彝所在的包厢内,气氛也凝重起来,董其昌、李渔等人面露悲戚,陈贞慧更是眼眶微红。
这戏文,演的何尝不是他们许多人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过往?
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便是在江南抗御大同军的战场上殉国的。这戏曲,成了他们寄托故国之思、身世之痛的载体。
这也算是两地之间文化界不同的特,民朝在徐晨的指导下,戏曲更多是讲述底层百姓如何劳动生产,开拓,修水坝,建铁路,序曲就是讲述这一个个建设当中工匠农户的生活,充满积极向上,昂扬的斗志,意气风发,歌颂生活。
而在东吁,大量的江南世子逃到了这里,加上他们原本的遭遇,他们的戏曲更有一种家族衰败,国家灭亡,痴男怨女的哀怨,这些戏曲更能被东吁欢迎,这就造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夏允彝特殊的身份,他既是江南人,也当过南明的官员。现在又是民朝的官员。他既会体会到南明那种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之感,又体会到民朝那种改天换地,世界焕然一新,勃勃生机的景象。
这种特殊的经历让他能感受双方情绪,不过他和侯坊域这些人不同之处,在他看来,这种旧世界的毁灭反而是新世界的开始,所以他并不会太悲伤。
戏至中场休息,董其昌抚须长叹:“唉,一别江南十余载,梦中常回金陵秦淮,不知如今故地,是何光景了?”
李渔语气担忧道:“听闻大同社行徙富实边之策,迁走江南大户不下五百万。如今想在江南寻访故旧,只怕是难上加难了。只愿江南父老,能少受些盘剥,日子莫要太艰难才好。”
夏允彝虽对江南旧族遭遇抱有同情,但听到这种带有偏见的揣测,觉得有必要澄清事实。
他神色严肃道:“其昌兄、笠翁,允彝近年虽远行欧陆,但对江南情况亦有了解。据我所知,如今江南普通农户,年入五十两白银已非难事,工匠收入更高,年入百两上下者比比皆是。寻常农户一日三餐,餐餐见荤亦渐成常态;工匠之家,生活用度已堪比当年中等地主,子弟皆可入学读书,工作之余也有自己的娱乐生活。”
江南本就富裕,这些年在李岩治理下,产业发展兴旺,在官营产业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江南的贫富差距是整个民朝最的,当地工匠市民生活压力也是整个民朝最。
侯方域也点头证实道:“我曾因学术交流之事,回过江南几次。不得不承认,在大同社治理下,江南市面之繁荣、民生之富庶,确更胜往昔三分。仲彝兄所言,句句属实。”
话题渐渐从怀旧转向东吁内政。陈贞慧按捺不住愤懑道:“当今之世,谁人不知‘产业为王’?唯有大兴工商,方能创造无穷财富,使国力强盛!可我东吁却反其道而行,将大量资源投注于农垦、军屯,对本国产业却毫无保护之心!
这些年,朝廷耗费巨资从民朝购入数千万斤钢铁用以筑路,却不知自行投资兴建钢铁厂,国之膏血,就这样白白外流!”
冒襄立即附和:“即便关税之权受限于《友好通商协议》不得随意调整,朝廷也应在内部政策上有所作为,扶持本国工商!岂能如现在这般,坐视不理,任其自生自灭?”
其他人也纷纷出言,言语间对杜麟征为首的执政集团颇多不满。
夏允彝对侯方域最为熟悉,趁隙低声问道:“朝宗,我看贞慧、辟疆他们言辞激烈,可是自家也经营着工坊?你莫非也有涉足?”
侯方域略显尴尬,低声道:“不瞒仲彝兄,我确与人合股办了一间纺织厂。贞慧、辟疆他们更是投入巨资,建了一座钢铁厂……唉,只是与民朝物美价廉的货物竞争,压力巨大。我们的产品,大多只能销往天竺等地,方能稍得喘息之机。”
夏允彝顿时了然。这与当年江南士绅呼吁减免税赋的情形何其相似,只是如今诉求变成了贸易保护。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这些来自大明的遗民已逐步分化成两大势力集团。一股是以杜麟征、沐天波、祖泽润等人为首的军事贵族集团。他们凭借军功,主导了东吁的征服与开拓,并仿明初旧制与民朝经验,建立了“军户制”。普通士兵授田五十亩左右,军官则依据等级获田数百至数千亩不等,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根基、兵农合一的军事贵族体系。
杜麟征和其他东吁军官在检讨大明南明得失,把自己吞并土地的责任降低到最低,把文官集团,胡乱指挥,葬送精锐士兵,控制后勤各种贪污腐败的责任提到最大。以至于大明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如同乞丐一般。一个军镇的军事力量,甚至比不上大同社组织起一个县的军事力量。
痛定思痛之下,东吁对军事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文官集团彻底失去了监督,指挥,以及控制后勤的权利。
他们现在唯一的一点权利就是在兵部,一些战略方针还是允许他们讨论。
东吁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也占据了最肥沃的土地,再加上杜麟征他们学习。民朝退役制度,给士兵,军官安排职。
所以现在东吁的朝政和当年的大明来了一个180度转弯,武将势力极其强大,他们还可以从武官转职为文官,极大的压缩了传统文官的势力范围。
另一股势力,则是以侯方域、陈贞慧、冒襄等人为代表的江南士绅工商业集团。
他们逃到东吁时,良田已被瓜分殆尽。当时东吁外有强邻环伺,杜麟征等武将也不愿将宝贵的土地资源分配给这些“无用”的文人。
为了维持家族生计与影响力,这些士绅不得不转而投身商贸与工业。他们购买海船,从事跨洋贸易;或引进民朝的机器设备,开办纺织、钢铁、造纸等工坊。
东吁虽有内部铁路网,但其与云南接壤的边境地区山峦重迭,地理条件恶劣,杜麟征也有意不将其与民朝本土的铁路网络连通,这为本土产业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然而,东吁本身市场狭,人口不过数百万,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内部市场已趋饱和。加之民朝商品的强大竞争力,以及东吁本土因压榨较重导致平民购买力低下,侯方域等人的产业发展遭遇瓶颈。
于是,他们强烈呼吁东吁朝廷提高关税垒,排挤民朝货物,为本国产业争取生存空间。
然而,这一诉求遭到了杜麟征等军事贵族的断然拒绝。
在杜麟征等人看来,提高关税简直是异想天开,自取灭亡。
首先,东吁海军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民朝南洋舰队抗衡,一旦违反条约,民朝的舰炮随时可能再次“叩关”。和平维持尚不到二十年,这些文人就忘了疼?
其次,现行的贸易规则对东吁总体有利。东吁虽然需要进口大量钢铁、布匹等制成品,但民朝市场对东吁的翡翠、珍贵木材、香料、橡胶、热带水果罐头等特产需求旺盛,双方贸易中,东吁甚至每年还能保持数百万元白银的顺差。若率先提高关税,民朝必然对等报复,届时吃亏的必然是东吁。
更重要的是,东吁是一个由军事贵族主导的国家,国家政策必然优先维护军事贵族的利益。这些贵族本身就是橡胶园、香料种植园和国营农场的主人,是出口经济的主要受益者。
他们凭什么要为了侯方域等人那些质量次、价格高的布匹和铁器,去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并且冒着引发战争的风险?
在这些掌权的武人看来,这些文人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东吁早已是“武贵文贱”的格局,军国大事还轮不到他们这些文人来做主。
而这种政治,军事上的双重压制让侯方域他们极其不满,想当年在江南,哪怕是总兵都不敢对他们大声话,而现在一个千户也敢对他们耀武扬威,东吁也像大明朝廷一般在经济上压制他们,于是他们逐渐团结起,想要反抗杜麟征为首的军事集团,以宣扬自由,平等为名义,想要压制军方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