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风淳俗美 国泰民安（1 / 2）
长安的晨雾还未散尽，朱雀大街的洒水车已碾过青石板路，留下两道湿漉漉的辙痕。车把式王老汉握着榆木车柄，看着清水漫过路面的油污，嘴里哼着新学的《太平谣》——这曲子是教坊司新谱的，调子一半是中原的笛音，一半是西域的胡笳，唱的尽是“街净巷明，五谷丰登”的新鲜事。
“王大爷，今儿洒得仔细！”卖胡饼的老王推着车经过，车斗里的饼子冒着热气，芝麻香混着水汽在空气中弥漫。他指了指街角新立的“果皮箱”——那是用唐三彩窑的废瓷片拼的，上面刻着“勿抛杂物”四个隶书字，“昨儿波斯商队的人还说，长安的街道比巴格达的宫殿还干净，连墙角都找不着半片废纸。”
王老汉擦了把汗，往车斗里添了瓢井水：“可不是！自打去年殿下让人在街坊设了‘值日牌’，每户轮流扫街，连孩童都知道把糖纸扔进果皮箱。前儿我见新罗的留学生跟着扫落叶，用的还是咱们的竹扫帚呢。”他抬眼望向街东头，那里的“垃圾分类处”正围着几个妇人，她们手里的竹篮分了三格，分别装着可烧的废纸、可埋的菜叶、可卖的碎布，分类的法子是太学的学生们教的。
此时的东宫，李瑁正对着一幅《长安晨市图》出神。图是画师李思训昨日送来的，用的是水墨混着波斯矿物颜料的新法，画中从朱雀门到西市的街景栩栩如生：洒水车在前面开路，货郎们推着带滑轮的车紧随其后，车身上挂着“公平秤”的木牌；街角的“义仓”前，几个老农正用新制的斗斛领救济粮，斗斛上的刻度与汇通号的砝码一般精准。
“殿下，这是昨夜的市井报。”内侍捧着一卷竹简进来，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着各处见闻：红色是坊市秩序，黑色是物价波动，蓝色是百姓闲谈。李瑁翻开最末页，见写着“西市胡商阿里将废香料渣制成花肥，赠予城南菜农”，旁边还画着个小小的花盆，盆底标着“废物利用”四字。
“把这条记到《便民策》里。”李瑁指尖划过竹简，“让工部看看，能不能把各家作坊的废料都收起来，分类利用——瓷窑的碎瓷片铺路，织坊的线头做毡子，酒楼的泔水喂猪。既干净了街道，又能生利。”他忽然想起昨日在艺汇楼听的《太平谣》，便对身边的起居郎道，“下午微服出巡，去看看民间的真实光景。”
未时的阳光斜照在西市，万国艺展的余韵尚未散尽，商铺的幌子上还留着融合纹样——绸缎庄的幡旗绣着唐式牡丹缠波斯绶带，香料铺的招牌画着天竺莲花托中原如意。李瑁换了身青布袍，跟着人流走进一家“便民肆”，这铺子是去年按他的意思开的，里面既卖针头线脑，又代书家书，甚至能兑换汇通号的飞钱，掌柜的是个瘸腿的退伍老兵，柜台上摆着太学学生送的《算数入门》。
“张掌柜，取两尺靛蓝布。”一个穿粗布裙的妇人站在柜台前，手里攥着几枚开元通宝，钱缘光滑无毛刺。张掌柜用新制的木尺量布，尺子上的刻度精确到分，是官府统一发放的标准量具。“比上月便宜两文呢。”妇人接过布，笑着往旁边的“代书处”走，那里坐着个戴眼镜的老秀才——眼镜是波斯商队带来的，镜片用透明琉璃做的，能看清蝇头小楷。
李瑁在铺子角落坐下，听着周围的闲谈。两个脚夫模样的汉子正算着工钱，用的是算学馆新推的“筹算捷法”，手指在算盘上拨得噼啪响：“这次去洛阳运瓷器，用了新马车，比往常省了两成力，工钱还多领了三百文。”“可不是！听说下个月要修长安到洛阳的官道，铺石板呢，到时候跑车更稳当。”
隔壁的“劝学所”里传来孩童的读书声，三十多个孩子围着一张大木桌，跟着先生读《千字文》。其中既有汉家子弟，也有胡商的孩子，甚至还有两个吐蕃的小使者。先生教完一段，便让孩子们用彩笔在纸上画“礼”字，有的画成拱手的小人，有的画成西域的拜火姿势，最后竟凑成了一幅“万国行礼图”。
“殿下说，认字不只是为了做官，更是为了明事理。”先生摸着一个胡商孩子的头说道，那孩子正用汉文和波斯文对照着写“孝”字，“你看这汇通号的飞钱，不认字怎么辨真假？将来去波斯做买卖，不认字怎么算账目？”
走出西市，李瑁沿着朱雀大街往南，不知不觉到了曲江池畔。岸边的柳树下，十几个老者正围着一盘棋对弈，棋盘是用西域的胡桃木做的，棋子一半是中原的玉石，一半是大食的琉璃。他们争论的不是棋路，而是新颁布的《养老令》：“听说年满七十，每月能领两斗米、一匹布，比儿子还贴心！”“可不是！我那老伙计在江南，说当地官府还请了百草谷的医官，每月给老人义诊呢。”
池面上漂着几艘游船，船上的人正举着琉璃镜赏景。镜中映出的不仅有岸边的亭台，还有远处正在修建的“惠民桥”——桥身用中原的榫卯结构，桥墩却借鉴了大食的拱门设计，能减少水流阻力。几个工匠正站在脚手架上测量，用的是从天竺学来的“三角测高法”，尺子拉得笔直。
“这桥明年开春就能通。”一个工匠模样的人对船上游人喊道，“到时候从曲江到城东，不用绕路了，比现在快一半时辰！”他腰间挂着的“工匠牌”闪着光，牌上除了姓名籍贯，还刻着“擅长修桥”四个字——这是按新制的“百工评级”定的，等级高的工匠，工钱比寻常人多三成。
暮色渐浓时，李瑁来到长安城外的樊川。秋收刚过的田野里，几十户农家正忙着晾晒新谷，谷堆旁的“粮仓”是新砌的，用的是岭南的防潮法，墙角还撒着防虫的石灰。老农赵老实正用新制的“风车”扬谷，摇柄一转，糠皮从一边飞出，谷粒从另一边落下，比用簸箕省力十倍。
“赵大爷，今年收成如何？”李瑁走上前帮着递谷穗，谷穗沉甸甸的，每穗都结着近百粒米。赵老实直起腰，指着远处的田埂：“托殿下的福！用了新稻种，亩产比去年多了两石；又修了水渠，旱涝保收。你看那片桑田，是波斯商队教的‘密植法’，桑叶比往年厚三成，蚕宝宝吃了长得快。”
他领着李瑁往村里走，路边的“村学”还亮着灯，二十多个孩子在里面读书，窗纸上映出先生用大石玻璃笔写字的影子。“这学是去年官府出钱盖的，先生是太学的落第秀才，每月有俸禄。”赵老实指着墙上的“劝学榜”，上面贴着几个孩子的文章，有汉文的，也有吐蕃文的，“我那小孙子，以前放牛都没空，现在天天背着书包上学，说将来要去长安考太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