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0章 学脉之争（1 / 1）

行政讼案审议处的牌子在南京刑部衙门的侧院勉强挂上，其未来的运作仍充满了未知。然而，新旧制度碰撞的战场，从未局限于朝堂与官衙。当丁银之变触及赋税根基，法司之衡动摇权力结构时，一场关乎文明根脉与未来方向的风暴，已然在大明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以及格物院与传统书院之间，骤然爆发。这便是“科举改革”的延伸与深化，核心在于“官学正统”之争与“算学、格物”能否纳入核心经义体系。

事起于议会教育委员会一份名为《振兴官学、广纳实学疏》的议案。该议案由委员，那位以博闻强识、思想开明着称的致仕翰林编修黄宗羲主导起草。议案的核心有两点：其一，建议在南京国子监等官方最高学府，正式设立“格物”、“算学”、“舆地”（地理）专科，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并列，其优异者可由学官推荐，经考核后，享有与科举正途出身者同等的任官资格；其二，要求各州县官学逐步引入这些“实学”内容，并调整科举考试中策论部分的评分标准，加大对时务、算理、格物知识应用的考量比重。

此疏一经在议会提出，便如同点燃了火药桶。此前科举改革允许女子参考、增设格物科目，虽引起波澜，但尚未直接冲击官学体系的核心课程设置。如今，黄宗羲等人欲将“奇技淫巧”之学抬升至与圣贤经典并立的高度，这无疑是对延续千年的儒学教育体系和“学而优则仕”正途的彻底颠覆。

国子监祭酒，理学名臣汤斌闻讯，当即勃然变色。他连夜召集监内博士、助教，以及南京城内诸多有名的大儒、书院山长，在国子监彝伦堂举行集会。

“诸位！黄梨洲（黄宗羲号）等人，其心可诛！”汤斌须发皆张，痛心疾首，“圣贤之道，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经史子集，乃学问之汪洋，取之不竭！今有人欲将工匠之术、商贾之算，乃至勘探山川的舆地杂学，与孔孟之道并列于国子监，此非混淆视听，败坏学术为何？！若使此辈得逞，则天下学子将不再皓首穷经，转而追逐末流小技，道德文章谁人继承？礼义廉耻何以彰显？此乃断送我大明文脉，毁弃华夏道统之祸端！”

他的言论，立刻得到了在场几乎所有传统儒者的强烈共鸣。一位东林书院的后继者高声附和：“汤公所言极是！学问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格物算学，纵有小用，终是末节，岂能与修身为本之经义相提并论？此议若行，则本末倒置，天下学问必将大乱！”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守俊再次精准地抓住了这个攻击革新派的绝佳机会。他联合多名御史，上奏皇帝，言辞恳切却又暗藏杀机：

“陛下！国子监乃教化之根本，人才之渊薮，其所传授，关乎国运兴衰，世道人心！今议会有人妄图变更祖制，淆乱学统，其危害更甚于赋税、司法之变革！若使实学滥竽于官学，则异端邪说必将蜂起，士子之心将无所依归。长此以往，臣恐朝堂之上，尽是不知忠孝节义、只懂奇技巧淫之徒，国将不国矣！伏请陛下乾纲独断，明诏驳斥此议，以正学风，以安天下士林之心！”

他们的反对，不仅源于对自身学术话语权和教育主导权可能丧失的恐惧，更深层次的是对一整套维系了千年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面临挑战的恐慌。这已非简单的利益之争，而是道统之争，是“何种知识才有价值”、“何种人才堪为国家栋梁”的根本性分歧。

议会内部，争论之激烈，远超此前任何一次。支持黄宗羲的议员，多以江南新兴工商业阶层代表和部分思想开明的年轻官员为主。他们引证王贞仪以格物之学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徐光启早年学习西学亦不失为一代名臣的例子，力陈“实学”对于富国强兵、解决实际问题的紧迫性。

“空谈道德文章，可能治河？可能理财？可能强兵？”一位来自松江府的议员质问道，“当今之世，西学东渐，海外诸国凭船坚炮利已横行海上！我大明若仍固守章句，鄙薄实学，他日必受制于人！国子监纳实学，非是废弃经史，乃是补其不足，使学问更切于实用，使人才更合于时需！”

然而，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保守派，许多中间派官员也对此深感忧虑。他们担心骤然变革会导致士林分裂，学子无所适从，甚至可能动摇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

皇帝朱由校再次陷入深沉的矛盾。他欣赏王贞仪之才，也知格物之有用，但“道统”二字，重如泰山。他既希望培养出能办实事的人才，又绝不愿看到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受到威胁，进而影响皇权赖以存在的思想根基。他的沉默，让这场学争更加扑朔迷离。

格物院内，王贞仪与一众同仁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她们的研究成果，如改良的纺织机械、初步的化学提纯法、精确绘制的舆图，正逐步应用于实际，此刻却因“学脉之争”而被推上风口浪尖，被视为破坏千年文脉的“罪证”。

林川静观着这场风暴。他深知，这是比任何制度变革都更深层次的挑战，触及了一个文明的知识体系和价值排序。他明白，在此刻，强行推动官学体系全面改革时机尚未成熟，但绝不能退让，必须为实学争取到合法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埋下未来颠覆性变革的种子。

他再次采取了分化目标、迂回包抄的策略。

他首先授意黄宗羲等人，暂缓推动在国子监全面设立实学专科的激进条款，转而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折中方案：一，在南京、北京两京国子监，先行试点附设“实学研习所”，招收已有功名（举人、进士）或在格物院有突出表现者入所深造，专攻格物、算学、舆地等，其结业成绩优异者，可由两京国子监会同格物院联合举荐，经吏部考核后，授予钦天监、工部、兵部等专业衙署官职，不入翰林清流，但确保其仕途通道。二，鼓励地方督抚、有识之士绅，仿照格物院模式，在各地创办以讲授实学为主的书院、学馆，朝廷予以备案认可，其优秀生徒亦可由地方官举荐，参加专门的“实学特科”考试。

此方案，巧妙地将实学的仕进之路与传统的经义正途做了区隔，既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保守派，避免了直接冲击国子监的核心教育，又为实学人才开辟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晋升通道，并鼓励了民间实学教育的发展。

同时，林川让王贞仪整理格物院近年来在农业水利、军器改良、医药防疫等方面的具体贡献，汇编成《格物利民录》，通过《大明公报》和民间报纸广为宣传，用实实在在的利民成果，向朝野证明实学并非“无用之巧”，而是“强国富民之实学”。

此外，他请徐承烈暗中联络一些因漕运、海贸、矿冶而获利的地方大员和军中将领，由他们上疏陈述实学人才在解决实际事务中的不可或缺，从“经世致用”的角度，为实学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尽管汤斌、李守俊等人仍在激烈反对，斥责“实学研习所”是“另立标准，破坏选官体例”，“鼓励民间实学”是“放任异端，祸乱乡塾”，但林川提出的有限试点和分流方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改革的冲击力，使得反对者难以找到足够有力的理由进行全面封杀。

在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朝堂辩论和议会博弈后，皇帝朱由校最终采纳了林川的建议，下旨批准了《两京国子监附设实学研习所章程》及《鼓励地方兴办实学学馆令》。

诏令下达，南京国子监内，彝伦堂的诵经声依旧，但侧院的“实学研习所”也已开始筹备挂牌。格物院内，王贞仪和同仁们稍稍松了口气，她们知道，这虽非全胜，却为实学争得了一方宝贵的立足之地。而在江南的苏州、松江等地，已有富商和开明士绅开始商议筹办“算学书院”、“格物学堂”……

学脉之争，暂告一段落。新制度的生命力，在争夺文明定义与知识话语权的最深层领域，以妥协而非屈服的方式，再次扎下了一条坚韧的根须。它预示着，制度的复兴，终究将引向更深层次的文化与思想的涅盘。而关于“何种知识才是力量”的辩论，必将随着蒸汽机的轰鸣与电火花的闪现，在不久的将来，掀起更加滔天的巨浪。这，正是下一阶段——“科技复兴”风暴来临前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