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2 / 2）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催生了新的财富伦理实践。徽商奉行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经营理念，《士商类要》等商业手册明确将贸易之道，勤俭为先，次则择地，地择焉则利必厚与临财不苟，见利思义并列为从商准则。晋商创造的票号信用体系，以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为信条，其
制度（选择商业伙伴时重义轻利）、预提护本制度（从利润中提取风险准备金）体现了对取之有道的制度创新。这种商业实践使儒家财富伦理从哲学思辨走向制度建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明传统。
（四）近现代转型的伦理困境
近代以来，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传入与本土商业传统断裂，使君子爱财的伦理观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严复翻译《天演论》引入的物竞天择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异化为利益至上的生存哲学；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对义利之辨的政治化解读，导致财富伦理的污名化。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效率优先成为主导价值，部分领域出现见利忘义现象，如商业欺诈、食品安全等问题，暴露出传统财富伦理现代转化的滞后性。这种困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取之有道的当代意义。
五、现代解构：商业文明中的伦理重构
（一）制度伦理视角下的
在现代社会，取之有道的
需要从传统伦理规范转化为制度伦理体系。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强调的同情共感，到罗尔斯《正义论》提出的差别原则，西方伦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制度建构的参照。中国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自律规范，构成了
的制度性表达。如阿里巴巴客户第一的价值观、华为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分配原则，本质上是传统取之有道思想在现代企业治理中的创新实践。
（二）社会责任理论的本土化诠释
企业社会责任（cSR）理论与儒家财富伦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大学》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论述，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当代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如腾讯99公益日、拼多多农地云拼助农计划，既体现了博施济众的儒家情怀，又创新了财富回馈社会的方式。这种实践超越了西方cSR理论的工具理性层面，赋予财富追求以伦理目的性。
（三）数字时代的财富伦理新挑战
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去中心化金融（deFi）、人工智能驱动的算法经济，使传统取之有道面临新课题。数据垄断、算法歧视、虚拟货币投机等现象，暴露出技术伦理的滞后性。儒家中庸之道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智慧：在数据利用上坚持过犹不及，在算法设计中嵌入仁恕之道，在虚拟经济中恪守见得思义。正如王阳明所言在事上磨练，数字时代的财富伦理需要在技术创新与道德自律的互动中实现动态平衡。
（四）全球治理中的伦理话语权建构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儒家财富伦理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东方智慧。与西方功利主义强调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同，君子爱财蕴含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伦理智慧，为处理跨国商业伦理冲突提供了新路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推行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埃塞俄比亚万村通项目、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都是取之有道思想在全球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伦理包容性。
六、辩证思考：超越非此即彼的义利观
（一）义利统一的实践辩证法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在于其辩证思维。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然所争却在毫厘之间，这种毫厘之辨提醒我们避免将义利对立化。当代企业案例表明，义利统一具有现实可能性：日本稻盛和夫提出的利他经营理念，将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经营判断的根本标准，京瓷公司的发展证明了道德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正相关性；中国同仁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使这一老字号历经三百年而不衰。这些案例印证了《周易?系辞》利者，义之和也的古老智慧。
（二）道的时代性与地域性
取之有道的
具有历史流动性。先秦时期
主要指宗法伦理，宋明时期融入天理思想，现代社会则表现为法律制度与道德共识的统一。这种时代性要求我们避免将传统伦理教条化，如明清商帮的地缘伦理在全球化时代需要转化为普遍主义的商业伦理。同时，的地域性特征也提醒我们，在借鉴西方商业伦理时需保持文化主体性，如对股东至上理论的反思，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本土化改造，都需要扎根于以义制利的文化土壤。
（三）个体道德与制度建构的互动
儒家强调反求诸己的道德自律，但现代社会更需要制度伦理的保障。明代张居正曾指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这种制度意识对当代财富伦理建设具有启示意义。构建取之有道的现代秩序，既需要通过《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升个体道德自觉，也需要完善《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制度设计，形成道德自律-制度他律-文化氛围的三维保障体系。
七、结论：作为文明基因的财富伦理
从《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君子追求，到当代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始终是中华文明处理财富问题的精神密码。在物质丰裕而价值多元的今天，这句古训的现代性启示在于：它既肯定了
作为人性本能的合理性，又强调了
作为文明标识的必要性，在欲望与理性、个体与群体、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构建了一套具有弹性的财富伦理体系。当区块链技术重构价值交换方式，当人工智能重塑劳动形态，儒家以义导利的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财富之道，不仅是物质的积累，更是人性的成全与文明的精进。这种将经济活动伦理化、伦理实践经济化的智慧，或许正是中华文明对全球商业文明的独特贡献。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重新激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文化基因，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商业文明的需要，更是人类文明多元共生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