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医生办公室的沉默（2 / 2）

沈国良终于坐下，转椅发出“咯吱”，像膝关节磨损的碎响。他摘下听诊器，动作很慢，金属听头在空中晃，橡胶管绞成“S”形，像一条被掐住七寸的蛇。听头悬在周秀兰胸口正上方，约三厘米，却迟迟没落。那三秒，时间被拉成一张透明薄膜，把四个人——医生、病人、家属、死亡——一起裹进去，缺氧。

第一秒，李建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有人在空仓库里敲消防栓。

第二秒，他听见周秀兰的呼吸，细若游丝，却带着湿啰音，像把吸管插进奶茶杯底吸不上来的空洞。

第三秒，他听见沈国良的喉结滚动，“咕噜”，唾液咽下，像把玻璃碴子吞进胃。

听诊器终于落下，金属接触皮肤，“哒”，温度比体温低0.8c，周秀兰胸口立刻起一层鸡皮疙瘩，像被冰过的镊子夹了一下。沈国良侧耳，睫毛在镜片后面微微颤，像显微镜下的纤毛虫。李建国盯着那只听头，忽然觉得它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枚微型麦克风，把死亡的声音放大、降噪、再回传。

沈国良摘下听诊器，没说话，先拿起桌面上的打印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指关节在“≥10”上敲两下，像敲棺材钉。然后他才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金属共振，像从空心钢管里传出来：

“全身病灶，保守估计，十处以上。肝脏两处最大径4.8公分，胸椎t7、t9溶骨性破坏，随时可能压缩性骨折。肾上腺、腹膜后、肺门……”

每说一个地名，李建国脑子里就亮起一枚红色航标灯，一闪一闪，像深夜高速公路的追尾警示。他忽然想起年轻时跑长途，大雾天开货车，前方连环撞，也是这样的红灯，一盏接一盏，把视网膜烫出永久性灼点。

沈国良停顿，抬眼，目光从镜片上方射出来，像两把钝头手术刀，不会立刻割断血管，但能把外膜慢慢刮成毛边。

“如果积极一点，三周一期的白蛋白紫杉醇+pd-1，估计六到八个周期，客观缓解率20%左右。如果保守，口服卡培他滨单药，副作用小，但控制时间……”他伸出三根手指，没说话，却比出“3”——三个月。

那一瞬，李建国听见“咔哒”一声，像有人把最终答案拍在他天灵盖。20%、3个月，两个数字在脑子里对撞，撞出火花，火花落在心内膜，烧出一个焦黑的洞。

沈国良说完，把笔帽“啪”地合上，声音清脆，像骨折复位时那一下“咔嚓”。然后他就闭嘴，双手交叉放在桌面，指背上的静脉呈“h”形，像ct片上的肺纹理。他不看病人，也不看病属，只看桌面，仿佛那上面有一口井，井底浮着答案。

李建国想开口，却发现喉咙被一团棉花塞住，棉花浸满福尔马林，又苦又辣。他转头看周秀兰，后者正盯着沈国良白大褂口袋里的签字笔，笔帽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干涸的墨水，像一条黑色血栓。她忽然伸手，不是去握手，也不是去推医生，而是去摸自己锁骨——那里原本有乳癌术后放疗留下的色素沉着，如今却像被重新上了色，黑得发亮，像被听诊器听头烫过。

办公室朝北，窗户外是一棵银杏，秋天叶子没黄，直接枯黑，像被伽马刀照过。风一吹，树影投在百叶帘上，叶片边缘抖动，像一条紊乱的心电图，St段抬高又压低，偶尔一个室早。李建国盯着那条影子，忽然觉得那就是周秀兰的心脏，被风吹得随时可能停搏。

沈国良终于打破沉默，却不是说话，而是起身，走到文件柜前，拉开抽屉，拿出一张A4纸，打印好的《病情告知书》。纸是70克双胶，白得发蓝，上面的表格已经填好，只剩家属签字栏空着。他把纸放在桌面，旋转180度，推到李建国面前，动作像把餐刀递给行刑人。

签字笔是医院统一定制，黑色，0.5毫米，笔杆印着“滨海肿瘤中心”红色小字，像献血证上的章。笔被沈国良两根手指夹着，指尖发白，指甲边缘有纵向黑线，像化疗后的beau线。李建国去接，指尖碰到金属笔夹，冰凉，像碰到输液架的钢管。他忽然想起刑警队里辨认嫌疑人的签字，也是这样的笔，也是这样的纸，签完就再也回不去。

他握笔，手抖，笔尖在纸上点出一个小墨坑，像pEt片上的高代谢灶。沈国良在旁边低声提醒：“签在‘家属意见’栏，写‘了解病情，要求积极治疗’或者‘放弃有创抢救’，都可以。”声音轻得像拍骨灰盒上的灰。

李建国抬头，看周秀兰，后者正看窗外，银杏叶掉了一片，打在玻璃上，“嗒”，像最后一声心跳。他忽然想起结婚那天，老宅门口也有一棵银杏，那天没风，叶子却哗啦啦落，像提前彩排好的掌声。如今同样的树，同样的叶子，却像是一场无人观看的葬仪。

他终于落笔，写“李建国”，三个字，每一笔都像在拆自己肋骨。写到“国”字，口字框封不上，留一道缝，像没关紧的太平柜。日期一栏，他写“2025-09-19”，数字刚停笔，就变成倒计时：距离下一个复查30天，距离下一个进展90天，距离死亡——未知，却可被计算。

签完，他把笔帽扣回，“咔”，声音像给棺材钉最后一颗钉。沈国良收走告知书，没再看他们，只抬头对门外喊：“下一位！”声音高八度，像换频道，把死亡切成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