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3章 焦部长接受谈话，周海英谋求职位（1 / 2）
上午九点多钟，日头已经升得老高，春风吹在人脸上，依旧带着几分料峭的寒意。我带着常务副县长曹伟兵、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杨明瑞，以及县政府办、计委、经委的几个同志，一行人分乘两辆车，来到了二官屯乡的乡镇工业园区。
说是工业园区，其实规模并不大，更像是集中规划的乡镇企业和村办厂区。几排红砖砌成的厂房散落在平整出来的黄土地上，最高的也不过两层。最大的厂子就是乡地毯总厂，占了有四五亩地。
厂区院子里，地上铺开几张新织好的地毯，花色各异，有传统的牡丹凤凰，也有比较新颖的几何图案，除了几何图案之外，都比较抽象。
县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刘晓雯，穿着一件红色的薄呢子大衣，正拿着话筒站在地毯前，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着什么。看到我们进来，她连忙停下录制，小跑着迎了过来，脸上带着甜美笑容。
“县长好！各位领导好！”
我朝她点点头，目光扫过那些地毯，问道：“这是在拍宣传片？”
“是啊县长，”刘晓雯声音清脆，“台里安排做一个系列报道，宣传咱们县乡镇企业的特色产品，第一站就选了二官屯的地毯。”
这时，二官屯乡目前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潘保年脸上带着谦恭又不失稳重的笑容。
“县长啊，曹县长，杨县长，欢迎各位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潘保年动作略显拘谨，但透着真诚。
我对他有点印象。潘保年是县委党校的常务副校长，理论功底在乡镇干部里算是扎实，笔头子也硬，“三学”活动期间给县委组织部提供了不少高质量的宣讲材料和理论文章，特别是承办的培训班十分圆满，在省报的相关报道里也多次点名表扬了党校。原二官屯乡党委书记田向南因为之前的案子受到牵连被免职后，乡党委书记的位置一直空着。眼下处于人事冻结期，但工作不能停，组织部门推荐了潘保年来临时主持工作。我看过他以前的档案，也在乡镇干过几年副职，有一定基层经验，就同意了。这次下来，也有看看他实际工作能力的想法。
“保年同志啊，到乡里工作还适应吧？”我一边往厂房里走，一边随口问道。
“适应，适应！感谢县长和组织的信任，给我这个机会。”潘保年连忙回答，侧身引着我们走进一间宽敞的厂房。
厂房里，整齐地排列着一百多台织机，机杼声咔咔作响，不绝于耳。不少女工坐在织机前，手指翻飞，熟练地操作着割线刀和地毯耙子，各色毛线在她们巧手下渐渐变成绚丽的地毯图案。厂房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干净整洁，为了采光，房顶上取下了几片瓦，罩上了一块玻璃，采光也不错。
“现在厂里有多少工人？一个熟练工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我看着眼前繁忙的景象，问潘保年。
潘保年显然做足了功课，立刻回答道：“报告县长，咱们地毯总厂现在有固定工九人，主要是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其余都是计件制的临时工，农闲时人多，能有两三百人，农忙时就少一些。一个手脚麻利、技术好的女工，一个月下来，扣除材料损耗，拿到手一百到一百五不等，确实是多劳多得。”
我点点头。这个收入在九东洪农村，算是不错了，能顶上一个壮劳力。晓阳当初大力推动地毯编织技术培训，发动农村妇女搞副业，确实是找准了路子，既利用了农村闲散劳动力，又创造了效益。如今东原平安县已经被省政府评为地毯之乡了。
我看着那些埋头干活的女工，她们脸上带着专注，甚至有一种创造者的自豪感。这红砖瓦房，这咔咔的机杼声，这逐渐成型的地毯，背后是许多农村家庭的额外收入和希望。
“保年同志工作很扎实嘛，这些基本情况摸得很准确。”我肯定了潘保年一句，这次来也有为潘保年站台的意思。
潘保年脸上露出欣慰，但语气依旧谦虚：“县长过奖了，都是分内工作，应该做的。”
旁边的曹伟兵俯身摸了摸地上一条织着复杂波斯图案的地毯，啧啧称赞：“这手感真不错！图案也好看！啥时候咱们家里也能铺上这样的地毯就好了。”
我知道他这是凑趣的话，便笑了笑说：“曹县长要是喜欢，自己掏钱买一条扛回去嘛，厂里肯定给你成本价。”
我知道这玩笑并不高明，但身后的几位部门和乡里的干部还是很配合地笑了起来，气氛轻松了不少。
我转向杨明瑞和潘保年，语气认真了些：“乡镇企业有乡镇企业的优势，土地成本低，用工灵活，管理也没那么僵化。这是咱们的特色，也是优势，要坚持下去。杨县长，厂里现在正式工就九个？”
杨明瑞答道：“是的县长，严格按照县里定的编制来的。九个正式工负责管理、技术指导和关键工序。”
“嗯，”我表示同意，“以后需要增加管理人员，就从表现好的临时工里面选聘。财政上不能再轻易开口子养人了，这个口子必须扎紧。这是省市的大政策，也是咱们东洪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正说着，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韩俊脚步匆匆地从厂房外走进来。他走到我身边，声音略微提高了一些，确保周围几个人都能听到：“县长，市委郭志远秘书长刚来电话，打到县政府办的，说于伟正书记有要紧事找您，请您务必尽快回个电话。”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电话里郭秘书长语气很急，说是书记要请您帮个忙啊。”
韩俊这话看似是汇报，实则也有意无意地在向在场的干部传递一个信息：李县长和市委主要领导关系密切，市委书记有要事都得找他商量。
我微微蹙眉。于伟正书记找我？能有什么事？昨天才见了面，这个时候亲自找我一个县长有事商量，而且是通过市委秘书长如此正式地传话，事情恐怕不简单。
我接过大哥大，下意识地按了按开机键。“这里能有信号？”我疑惑地问韩俊。这年头大哥大信号极不稳定，在县城里都时常断线，更别说在乡镇了。
韩俊连忙解释：“县长，这里没信号。电话是打到县府办，杨伯君接的，他怕耽误事，立刻安排车让人亲自赶来汇报的。”
我点了点头，心里念头转得飞快。于伟正书记找我，绝不会是小事。我转头问曹伟兵：“曹县长，原计划下一个点去哪？”
“后营乡，去看他们新搞的西瓜试验田。”曹伟兵回答。
“西瓜种子怕是刚下地没多久，看了也是看个土坷垃。”我摆摆手，“取消吧。先去乡政府大院，我给于书记回电话。”
潘保年在一旁立刻接口道：“县长，要不就在厂里打吧？厂长办公室有电话，是直拨的，线路比乡政府那边还稳定些。”
我想了想，也好，省得跑来跑去。“行，那就借厂长的电话用用。”
我们一行人又来到了厂长办公室。办公室不大，收拾得挺干净，一张老式的木头办公桌上，放着一部红色电话机，话筒上还盖着一块手工钩织的白色小方巾，透着点乡土气息。
韩俊迅速从公文包里拿出那本黑色封皮的《东原市党政机关通讯录》，翻到市委办公室那一页，找到了郭志远秘书长的直线电话号码，指给我看。
我拿起冰凉的塑料话筒，拨通了号码。电话响了几声后被人接起。
“喂，您好，市委办公室。”是一个年轻干部的声音。
“我是东洪县李朝阳，找郭志远秘书长。”我沉声道。
“李县长您好！请您稍等，我马上为您转接。”对方态度很恭敬。
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了郭志远秘书长那熟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透着一股干脆利落：“朝阳同志吗？电话接到就好。”
“秘书长，您指示。”我语气恭敬。
郭志远没有过多寒暄，直接切入主题，语速略快：“朝阳啊，长话短说。刚才市委刚开完一个紧急会议，专题研究曹河县酒厂的问题。情况比较棘手，工人情绪激动，事态有升级的风险，省里领导都关注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曹河酒厂？那不是红旗书记地盘上的事吗？
郭志远继续道：“于书记的意思，曹河酒厂问题的根子在于产品不行，市场丢了。要想救活，技术上必须过关。会上庆合市长提到了你们平安县……哦，现在应该叫东洪县了，提到了你之前在平安县那边高粱红酒厂的成功经验，特别是那个掌握核心技术的老师傅，叫孙…孙向东是吧？”
“是的，孙向东。”我确认道，心里隐约猜到了些什么。
“于书记希望你能出面，做做孙师傅的工作。看看有没有可能，请他出山，帮曹河酒厂一把，或者在技术引进、人员培训方面提供些支持。哪怕只是挂个名指导一下，对稳定曹河那边的局面也有好处。”郭志远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仿佛更贴近了话筒，“朝阳啊，于书记在会上点了你的将，说你和孙师傅打交道多，了解情况。张市长也在会上表示支持。这是个机会，把事情办好了，既是帮市委市政府解围，也是给你自己……嗯，创造更好的条件。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握着话筒。孙向东那人我太了解了，手艺是祖传的，视若性命，性格倔得像头牛，极其看重传承和规矩。让他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拿去帮一个濒临倒闭、几乎算是竞争对手的厂子？这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但郭志远的话也点得很透。这是于伟正书记亲自交办的任务，张叔也表了态，办好了，自然能在新书记面前留下深刻印象。办不好……
“秘书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也感谢于书记和张市长的信任啊。”我谨慎地组织着语言，“孙师傅的情况我确实了解一些，这个人比较……认死理啊，对技术看得特别重。我不敢打包票一定能说动他，但我会尽全力去做工作，尽快给您和于书记一个答复。”
“好！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郭志远语气松快了些，“于书记就要你这句话。放心大胆地去干，有什么困难直接跟我或者跟于书记汇报。市委是你的坚强后盾。”
又简单说了两句，郭志远那边似乎有人找，便挂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话筒上似乎还残留着刚才的紧张感。办公室里很安静，曹伟兵、杨明瑞、韩俊等人都看着我，显然从我的只言片语和神情中猜到了一些。
“县长，是市委于书记有重要任务？”曹伟兵试探着问。
我点了点头，没有细说，只是道：“一点棘手的事，关系到兄弟县的一个老厂子。走吧，先去乡里简单听听汇报，然后回县里。”
接下来的行程，在乡政府会议室听潘保年汇报乡镇企业和春耕准备情况时，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了平安县那个熟悉的高粱红酒厂，飞到了那个整天围着酒缸转、脾气古怪却手艺超群的孙向东身上。
该如何开这个口？利益交换？感情牌？政策压人？哪一种对那个“倔驴”可能有效？我心里飞快地盘算着各种可能性，他倒是喜欢娱乐项目，但我总不能带他消遣吧。
下午回到县里，办公桌上已经堆了一些待批的文件。我刚坐下没多久，县法院的吴院长就敲门进来了。老吴年纪不小了，头发花白，脸上总带着一种法官特有的谨慎和严肃。
“县长，打扰您一下。关于那个偷盗台胞王建广财物的案子，我们合议庭初步有了意见。”老吴坐下后，开门见山。
“哦？怎么定的？”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这件事影响很坏啊，那个台胞老王先生人家是带着诚意回乡啊，是县里好不容易请回来考察投资的，结果在招待所里丢了金戒指和美钞，虽然最后迫于压力还了回来，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最终退还了财物，认罪态度也……还算可以，我们初步打算判一年有期徒刑。”老吴说着，小心地观察着我的脸色。
我放下茶杯，摇了摇头：“老吴啊，一年时间，太轻了。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这种事情，往小了说是盗窃，往大了说，是破坏咱们东洪的投资环境，影响极其恶劣！”
老吴面露难色：“县长，量刑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毕竟财物追回了，也没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我打断他：“这样，老吴，你看能不能换个思路。这个案子，走法院程序判一年，效果不大。你们法院要是觉得量刑上有困难，能不能和公安局、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那边对接一下？看看能不能走劳教的路子。手续相对简单些，时间上也好操作，效果可能比判刑还好。”
我以前在临平县干公安局长的时候，对于一些社会影响坏、但走司法程序量刑又可能偏轻的案子，有时会采用这种办法。劳教虽然不属于刑事处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某些人来说，威慑力甚至更强。
老吴的脸色更加为难了：“县长，这……这个案子我们已经立了，程序也走得差不多了，眼看就要开庭了。这个时候再移交给劳教委，程序上是不是……”
我能看出来老吴的犹豫。这种本地发生的案子，犯罪嫌疑人家里肯定到处托人找关系，老吴是本地干部，难免会受到各种人情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