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低阶出身总爱出贪赂那档子事（2 / 2）

张说还写诗，五卷诗作，现存八十六首。像《邺都引》《蜀道后期》这些篇章，味儿特别正——那种盛唐诗的豪气与精炼，全是他在前头开的道儿。换句话讲，李白、杜甫那标配的大唐腔调，他老人家是先捅破天花板的那位。

可才气再高，也掩不住他阶层跨越的另一面——热衷关系、私财用人。要让贞德本收个尾，那就一句话：“张说啊，笔比刀快，墨比兵精，唐朝文坛没他，少一股硬气；可他那套搞关系的风气，也害他不浅。”

贞元中，苏冕修《会要》，谓说“长于文而短于节，好用人而私于财”。宋祁修《新唐书》则称其“以文济世，以智全节”，而“晚为利昏”。

近人岑仲勉撰《张说年谱》，于“募兵”“括户”两事极称其功，而于“贪贿”则引《册府元龟》卷三三七“纳王庆则赂十万”为证，盖未之讳，可见历史评价之多元。

张说的功与过都够分厚厚的一摞麻纸。

到了贞元年间，苏冕在修《会要》时就评论：“此人长于文，但节气不足；用人爽快，花钱太私。”要搁咱东北老话讲，那意思差不多就是“这人脑瓜转得快，可手也有点散。”

再说到宋祁编《新唐书》，他就客气点——评价说张说“以文济世，以智全节”，但也不忘补刀一笔“晚为利昏”。翻译成大白话：年轻能耐顶天，老来有点糊涂，被银子晃了眼。这不正是不少“凤凰男”发达后的通病么？

到了近人岑仲勉那儿，更见分寸——写《张说年谱》，对募兵、括户两事极赞，说张说有功于国；但提到贪赂那档子事，也老老实实引出《册府元龟》的原文，说“纳王庆则赂十万”，一句不躲不遮。可见后人看张说，角度不少，谁都挑得出理。

话再说回来，要论文名，那就没得黑。

张说掌文学三十年，朝廷大典的文告几乎都出他手，《封泰山玉牒文》《开元正乐》《上党旧宫碑》，三百卷存世，被称“燕许大手笔”，那是当之无愧。诗也写得绝，五卷诗中今存八十六首，《邺都引》《蜀道后期》还成了盛唐风骨的预演。换句话说，那帮后起诗豪走的路，他早替人铺好了。

张说这人啊，就是那种“成色够硬，但不完美”的主：一辈子能写、能管、能创，却终究被那套“搞关系、谋私利”的风气绊了一跤。可偏这份人味儿，倒让他离纸上圣贤更近。要让东北人收尾，也就一句话：“张文贞那老爷子，干功是功，犯错是错，搁人堆里，他活得最有料——可那套风气，终究害他没能‘全节’。”

《张燕公集》三十卷，宋以后散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为二十五卷，今《四库全书》本是也。光绪末，洛阳新出《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丞相燕国公张公墓志》一合，长二尺四寸，凡二千六百言，述“彍骑”“丽正”二事最详，可补史阙，今藏北京图书馆，历史仍在不断被发现。

——贞晓兕以上概要，皆撮取史传、碑志、文集、近着而成，仍存旧文之真，兼采新研之得，庶几备君“尽可能多”之愿。若欲更窥全豹，可检拙辑《张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及《张燕公集校注》（上海古籍，即刊）。

张说那一堆文稿，可真是传得一波三折。原来有《张燕公集》三十卷，宋以后就散得老厉害，像落地的豆子，哪儿都能蹦出几粒。到清代时，《四库全书》的几位学者眼力不差，从《永乐大典》里一条一条抠出来，凑成二十五卷——这版就是现在《四库》里那本。

可这事还没完，到光绪年末，洛阳那边挖出一块“重量级文物”——《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丞相燕国公张公墓志》。碑长二尺四寸，字数足足两千六百，里头对“彍骑”和“丽正书院”两件大事写得那叫一个细。

学界一看乐坏了：“这不正好补上史书的空白么！”如今这块宝，不在别处，就安安稳稳躺在北京图书馆。

研究历史有时候就像刨冻土豆，越往下挖，越能刨出新块儿。

张说的故事，千年后还在长——他的才华、他的功绩、他早期的低阶层产生的”摆脱不掉的关系网与私利心，都在这不断被发现的碎片中，一点点浮现。

至于这篇总述，贞晓兕算是下了苦功，从史传、碑志、文集、现代研究都凑了个遍，旧文真，新说准，还给后人留个门道——要想全看，去翻她的《张说年谱长编》和《张燕公集校注》，一部看人，一部看文，保管解馋。

要让小叔贞德本来收个尾，那就一句话：“张说那老爷子，真是死了千年还在折腾——不仅碑能说话，连历史都惦记他。可他那套‘搞关系’的风气，也提醒咱：能力再强，也别让关系网困住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