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董仲舒（2 / 2）

董仲舒到任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辅佐江都王治理地方。他常常引用《春秋》中的道理，为江都王分析政事，提出建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有一次，江都王刘非向董仲舒请教：“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伐吴，终于灭掉了吴国。孔子称许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寡人认为勾践君臣也可以称为三仁了。先生以为如何？”董仲舒听后，说道：“我才智愚钝，不足以回答这么重要的问题。听说过去鲁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你看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可以。’回到家后面带忧色，说：‘我听说攻打别的国家，不应该询问仁人，这句话为什么会问到我这里来呢！’他只是被询问而已，尚且感到羞耻，更何况是设下计谋去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根本没有一个仁人。”他通过这个例子，委婉地劝谏江都王不要崇尚权谋诈术，而应施行仁政。刘非听后，虽然心中不悦，但也不得不佩服董仲舒的胆识与学识。

董仲舒在江都国担任国相期间，始终坚守儒家的道德准则，廉洁奉公，体恤百姓。他积极推行教化，兴修水利，鼓励农桑，使得江都国的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当地百姓对他十分爱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善举。有传说称，董仲舒在江都国时，曾遇到一场大旱，田地干裂，庄稼枯萎，百姓们焦急万分。董仲舒按照自己的阴阳理论，举行了隆重的求雨仪式，关闭城门，禁止一切属阳的活动，祭祀水神。没过多久，天空果然降下大雨，缓解了旱情。百姓们纷纷称赞他“能通天际”，将他奉为神明。

然而，董仲舒的直言敢谏也为他招来不少麻烦。当时，汉武帝重用外戚田蚡，田蚡凭借姐姐王太后的势力，专权跋扈，结党营私。董仲舒对田蚡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曾多次在私下批评他。后来，田蚡得知此事，便对董仲舒心怀怨恨，伺机报复。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辽东高庙发生火灾，不久后，高园便殿又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天对汉武帝的警示，于是连夜写下一篇奏疏，引用《春秋》中关于灾异的记载，分析火灾发生的原因，认为这与汉武帝重用田蚡等奸佞之臣有关，建议汉武帝疏远小人，任用贤才。

汉武帝看后大怒，下令将董仲舒逮捕入狱，定为死罪。后来，汉武帝冷静下来，想到董仲舒的学识与忠心，又觉得他的言论虽然尖锐，但也是出于对国家的担忧，于是下令赦免了他的死罪，将他贬为中大夫，留在京城，不再让他担任封国的国相。

被贬为中大夫后，董仲舒深知自己在朝堂上已难以施展抱负，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与着书立说中。他在京城的家中开设讲堂，继续招收弟子，传授《公羊春秋》中的学问，许多官员和学者都慕名而来，他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

当时，汉武帝虽然没有正式颁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但在实际政治中，已经开始重用儒家学者，推行儒家政策。朝廷遇到重大的礼仪、制度问题，常常会派人向董仲舒咨询。《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有一次，汉武帝因为立太子的问题犹豫不决，便派张汤去请教董仲舒。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立嫡以长”，遵循儒家的宗法制度，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刘据为太子。还有一次，匈奴派人来汉朝请求和亲，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有人主张攻打匈奴，有人主张和亲。汉武帝又派张汤去问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匈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攻打匈奴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不堪其苦，不如采取和亲的方式，安抚匈奴，同时加强边境防御，这才是长久之计。

晚年的董仲舒，潜心着述，完成了《春秋繁露》一书。这部书是董仲舒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十七卷，八十二篇，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了阴阳五行、黄老之学等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天人感应”“大一统”“三纲五常”等重要理论。书中既有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也有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探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

除了《春秋繁露》，董仲舒还着有《举贤良对策》《春秋决狱》等作品。《春秋决狱》是董仲舒用儒家思想来解释法律的着作，他主张“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即根据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判定罪责，这种思想对汉代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在长安家中病逝，享年七十六岁。他去世后，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下令将他的灵柩运回故乡广川安葬。据说，董仲舒的墓地选址十分特别，位于广川镇的高地上，墓地周围种植了许多松柏，远远望去，庄严肃穆。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在墓地旁边修建了一座“董子祠”，常年供奉香火。

汉宣帝时期，儒家思想正式成为汉代的正统思想，此后历经两千多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