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国共和谈（1 / 2）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南京。抗日战争胜利的狂欢尚未完全平息，但对于李锦和他麾下庞大的“擎天”兵团而言，一种更为复杂微妙的氛围已然弥漫开来。

战争是残酷的熔炉，却也淬炼出最坚韧的情感。多年并肩作战，在密电频传、生死一线的指挥部里，兵团总司令李锦与译电室主任秦若兰之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上下级关系。秦若兰（中共地下党“白鸽”）的冷静、聪慧与坚韧，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不仅是通讯安全的保障，也成为了李锦内心深处一份隐秘的慰藉与依靠。而李锦（其真实身份为中共安插在国民党高层、由周先生早年布下的绝密暗棋“磐石”）的沉稳、谋略与在民族大义前的坚定，也深深吸引着秦若兰。

抗战胜利，山河光复，似乎也为这段在硝烟中滋长的情愫，提供了一个自然而然的归宿。在南京一处不显眼的、由组织秘密安排的居所内，一场简单而温馨的仪式悄然举行。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几位绝对核心的“知情”战友在场见证——参谋长陈瑜（虽不完全知情，但有所察觉且绝对忠诚于李锦）、已升任副参谋长的周卫国（历经磨练，思想亦有所转变，且与李锦关系密切）及其刚刚历尽艰辛寻回的爱人萧雅。李锦与秦若兰，这对在隐秘战线上共同战斗了许久的同志与伴侣，终于以婚姻的形式，将彼此的生命和信仰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对外的说法，自然是抗战功臣与得力女军官的美满姻缘，而在内部，这更意味着一条极其重要的、直接通往延安的绝密通道的巩固与升华。

与此同时，周卫国也终于与失散多年的恋人萧雅重逢。战火纷飞，音讯全无，萧雅在后方颠沛流离，吃尽苦头，容颜虽染风霜，但眼中的坚韧与对周卫国的深情未曾改变。他们的重逢，充满了泪水与感慨，是战争年代无数悲欢离合中，难得的一抹亮色。这两段姻缘，在胜利的背景下，为“擎天”兵团的核心层，增添了几分温情，也埋下了更深的伏笔。

婚礼的喜悦尚未散去，重庆的命令便已抵达。蒋介石连电催促李锦，命其率领“擎天”兵团精锐，火速开赴华东、华北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接收”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地盘和装备，并“维持秩序，防范奸党破坏”。这道命令，意图十分明确：利用“擎天”这支最强悍的美械兵团，抢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之前，占领沦陷区，为即将到来的权力角逐抢占先机。

李锦心知肚明，这所谓的“接收”，实质上是内战的前奏。他必须在执行命令的表象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争取最大利益。

“慕公，重庆这是要拿我们当枪使，去对付自己人！”陈瑜在司令部内，忧心忡忡地说道。他虽非组织成员，但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李锦的忠诚，对内战前景深感不安。

李锦站在巨大的作战地图前，目光深邃：“命令必须执行，否则就是抗命，会给老蒋以口实。但怎么执行，大有文章可做。”他转向秦若兰（此时她已不仅是译电室主任，更是李锦与上级联络的核心桥梁），“若兰，将我们的处境和初步想法，通过‘家’里渠道，尽快上报。我们需要明确的指示。”

秦若兰会意，立即通过只有她和李锦掌握的绝密电台频率，将情况加密发出。很快，来自“家”里（由周公直接掌握的最高层）的指示反馈回来：“原则同意你部按计划‘接收’，以保存实力，取得合法地位。但在行动中，需灵活掌握，尽量避免与兄弟部队（指八路军、新四军）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可利用‘维持秩序’之名，迟滞中央军其他部队之推进，为兄弟部队争取时间与发展空间。万望谨慎，保全自身为首要。”

得到了上级的原则性指导，李锦心中有了底。他开始调兵遣将，命令第七军刘慧平部向徐州、蚌埠一线推进；新一军李鸿部向杭州、上海方向运动；其他各军也按计划向指定区域开拔。但在具体的行军路线、推进速度以及与地方势力的接触上，李锦都给予了模糊或有倾向性的指示，使得兵团整体的“接收”行动，在外人看来是奉命行事，实则暗中留有了巨大的转圜余地和操作空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举国欢腾。然而，饱经战火的中国，未来之路却笼罩在迷雾之中。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赴重庆“共定大计”。此举意图昭然：若毛不来，则可宣称中共拒绝和谈，将内战责任推给中共；若毛来，则可借谈判之机，调兵遣将，完成内战部署。

这是一场鸿门宴，举世瞩目。

延安窑洞里，烟雾缭绕。教员深吸一口烟，目光扫过在场的中央领导人。“蒋介石这个人，我了解。他是要打的。但是，他现在还不敢马上打。他去信邀请，我们若是不去，正中其下怀。”他顿了顿，声音坚定，“为了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真面目，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这个险，值得冒！”

8月28日，教员、伍豪、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当教员头戴盔式帽、身着中山装，从容步下舷梯时，山城为之震动。国内外记者蜂拥而至，闪光灯亮成一片。这一举动，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中国共产党人以其无比的胆魄和诚意，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赞誉，也让蒋介石的“不诚”算计落空。

谈判期间，为了营造“和谐”气氛，同时也为了试探和展示，国民党方面安排了多次宴会。在一次由张群做东的盛大招待宴会上。

宴会厅内，水晶吊灯映照着觥筹交错，一派虚假的祥和。酒至半酣，一些原本就存心试探的人开始按捺不住。

先是几位附庸风雅的文人，借着酒意提议行酒令，以“日本投降之原因”猜一中国古代人名。此题看似风雅，实则暗藏玄机，意在引导众人归功于“外力”或“天意”。

有人猜“屈原”，意指日本屈服于原子弹；有人猜“苏武”，暗示苏联出兵的作用；还有蒋系文人意味深长地猜“共工”，此乃上古神话中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地陷的水神，其名恰与“共”字同音，其“破坏”形象更是暗含污蔑。

轮到教员时，满场目光聚焦。他微微一笑，不疾不徐地放下筷子，用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朗声道：

“各位的谜底都有道理。但依我看，这日本投降，原因虽多，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中国人民的团结抗争，在于全国上下、不分党派的一致对外。若论要猜一个古人名，我看‘共工’就很贴切嘛！”

他故意停顿，环视众人惊讶的表情，随即话锋一转，声如洪钟：

“不过，此‘共工’非彼‘共工’。我们理解的‘共工’，是共同工作的结果！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所有爱国党派、无党派人士，还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努力，工力合作，才最终迫使日本法西斯投降！这才是真正的‘共工’之力！”

一语既出，满座皆惊。教员巧妙地将一个暗含贬义的典故，扭转为一个寓意团结、彰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流砥柱作用的积极诠释。既回击了暗讽，又高扬了统一战线的大旗，境界高下立判。席间不少有识之士不禁暗暗点头，甚至有人忍不住低声喝彩。

然而，刁难并未结束。一位受国民党中宣部授意的记者，趁机拿着酒杯走到教员席前，故作谦恭实则尖锐地提问：

“先生，近日多有传闻，称贵党军队在华北、华东等地频繁调动，甚至不惜与国军发生摩擦，急于接收日军占领的城市和装备。外界多有评论，说贵党此举是在‘抢夺胜利果实’。不知毛先生对此有何评论？在谈判桌上大谈和平，在战场下却积极争抢地盘，这是否有损贵党追求和平的诚意呢？”

这个问题极其尖锐，充满挑衅，现场气氛瞬间紧张起来，连伴奏的音乐似乎都停顿了片刻。所有目光都投向毛，连周都微微前倾了身体，准备随时补充。

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脸上依旧带着从容的笑意。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先轻轻抿了一口茶，仿佛在品味着什么，然后才看向那位记者，目光平和却极具穿透力：

“这位记者先生的问题，很有意思，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首先，我要澄清一个事实：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所有的敌后抗日武装，从抗战爆发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华北、华东等广大地区与日伪军浴血奋战。这些地方，很多本就是我们从日军手中一寸寸收复的解放区，那里的政权，是当地人民在我们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现在，日本宣布投降了。按照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总部的命令，所在区域的武装力量，有权接受当面日伪军的投降。这怎么能叫‘抢夺胜利果实’呢？这分明是接受我们自己的战斗成果！难道只允许远在大后方的部队前来‘接收’，却不允许一直在这里流血牺牲的军队履行他们应有的职责吗？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嘛！”

他随即语气一转，变得更为恳切：

“至于摩擦，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一贯主张和平建国，这也是我们此次来重庆的根本目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谈判，合理解决军队驻防、受降区域划分等问题，避免一切冲突，实现真正的和平。如果政府方面也有同样的诚意，愿意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那么我相信，所有的所谓‘摩擦’都可以避免。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

这一番回答，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既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共的正当权利和立场，驳斥了“抢夺”的污蔑，又再次表明了追求和平的诚意，将避免冲突的责任巧妙地引向对方是否具有“公平合理”解决问题的诚意上。

那位记者被驳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地退了下去。席间再次响起一片窃窃私语，这一次，更多是钦佩与折服。毛再次用他过人的智慧、胆识和辩才，轻松化解了旨在让他难堪的攻势，不仅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尊严，更在舆论和人心上赢得了主动。

周看着这一切，嘴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深知，主席的每一次应对，都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而胜利，总是属于真理和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