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 雷厉风行，双管齐下（2 / 2）

并充分吸纳了杜远所提供的核心思路与具体细则的《大唐钦定教化统一章程》诏令草案，也在政事堂内以极高的效率迅速成型、完善。

这份凝聚了帝国最高决策层共识的诏书，很快便被呈递至御前，并毫无意外地得到了李世民那力透纸背、象征着最高意志的御笔朱批。

几乎未作任何延迟，这道加盖了皇帝玉玺和中书门下大印的煌煌诏令，便以最高等级的驿传速度，通过四通八达的官道驿站系统，明发天下各道、州、府、县！

诏书所至，各级官府必须即刻誊抄张榜，晓谕官民。

这道诏书，开篇即以恢宏的笔触，深刻阐述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于大唐帝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令一统、文化融合、经济繁荣，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性与历史必然性。

将其正式确立为不容动摇的基本国策。随后，诏书以极其详尽的条文，公布了具体实施步骤与要求：

其一，宣布于尚书省下，特设“教化总署”，专司全国教化统一事宜，由德高望重的中书令房玄龄兼任首任总管。

金谷县公杜远担任副职，具体负责推行实务，赋予其调动资源、制定细则、考核地方之权。

其二，宣布将举全国博学鸿儒之力，编纂并颁行《大唐钦定蒙学典》、《大唐钦定经史基础》、《标准韵书（内含拼音注音法则）》等一系列标准教材。

作为今后天下官学、乃至鼓励私塾采用的唯一根本依据，旧有杂乱教材将逐步淘汰。

其三，宣布将于三个月后，首先在京畿长安、洛阳、并州（太原）、扬州、益州（成都）、荆州、广州等七处重要枢纽，首轮开设“师资讲习所”。

面向天下所有现有塾师及有志于教化事业的儒生，进行为期数月的统一培训，核心内容即为新教材的解读与“拼音”新法的掌握运用。

培训结束后，由教化总署派出专员，会同地方学官，进行严格、统一的结业考核，合格者方由朝廷颁发“官定教习”资格凭证。

凭此凭证，可在各级官学优先任职，或开办私塾时获得朝廷一定的钱粮补贴，其名下教授的学生，在参加科举时，于同等条件下亦可享有适当的录取优待。

诏书明确强调，未来所有官学教习职位，以及希望享受朝廷各项优待政策的私塾，其授业师长必须由持此官定凭证者担任，以此硬性标准，彻底贯彻“能者上，庸者下”的选拔原则！

其四，严令各道、州、府、县主官及学官，必须倾尽全力配合此项国策推行，无条件提供讲习所所需场地、物资，妥善组织、督促本地所有在籍塾师按时参训，并利用一切渠道向百姓宣传新政之利。

同时，授权地方官府，对辖区内任何敢于公然阻挠、散布谣言、诋毁新策之言行，予以坚决打击，从严惩处。

诏书末尾，以异常严厉、近乎警告的口吻写道：

“…此乃固本培元、缔造盛世之千秋大业，关乎社稷安危。各级官吏务须深切体会朝廷之良苦用心与坚定决心，克尽厥职，竭力推行，务求实效。

若有阳奉阴违、敷衍塞责、甚或暗中阻挠、蓄意破坏者，一经查实，无论官职高低，定当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这道如同霹雳般的诏书，其内容之震撼，要求之具体，决心之坚定，无异于在看似平静的帝国湖面投入了一块万钧巨石，瞬间激起的滔天波澜，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大唐的朝野上下！

庙堂之上，支持改革者为之欢欣鼓舞，认为看到了文化教育真正一统、寒门进一步崛起的曙光；

而那些思想保守、依赖旧学或与世家关系密切的官员，则暗自心惊肉跳，担忧自身的学识体系、仕途利益乃至背后势力会受到根本性的冲击；

更多的中下层官吏和普通读书人，则在最初的震惊与茫然过后，开始怀着复杂的心情，仔细研读诏书每一条款，认真思考这条由朝廷强力开辟的、关乎自身前途的新出路。

紧接着，仿佛与诏书默契呼应，《长安报》精心准备的特刊，如同蓄势已久的洪流，铺天盖地地发行开来，迅速覆盖了长安的街巷，并沿着驿道流向四方。

报纸以更通俗易懂的语言、更贴近民生的视角、更引人入胜的案例，将诏书的宏大精神与精细入微的细节，生动地传播到市井乡野，田间地头。

“拼音”、“标准教材”、“师资考核”、“能者上庸者下”、“官定教习”……这些原本陌生的词汇，一夜之间成为了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热议的焦点。

一场自上而下、旨在重塑帝国文化教育根基、影响深远程度更甚于科举的宏大变革，就在这朝廷诏令的权威号令与民间舆论的广泛造势交织而成的交响乐中，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它沉重而辉煌的序幕。

无数人的命运轨迹，无数家庭的未来期望，乃至整个大唐帝国的文明走向，都即将因此而发生深刻而久远的改变。

杜远站在长安城权力的中心，感受着这由自己亲手推动并已开始奔腾的时代浪潮，心中清楚地知道，最复杂、最艰巨、也最考验智慧与毅力的具体推行工作，现在，才算是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