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4章 年，西安被枪毙的女“流氓”—马燕秦案（1 / 2）
1985年4月15日凌晨四点，西安北郊的天空还是一片凝重的墨黑，寒意浸入骨髓。
西安市体育场内，空气仿佛冻结，只有沉重的呼吸和镣铐偶尔碰撞的冰冷声响划破死寂。
数百名案犯被武警战士按预定的队列站立，他们身着单薄的囚服，破洞处钻入的冷风让不少人微微发抖。
惠利名站在人群中，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死死锁定了斜前方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好友韩涛。
韩涛身上那件白色的中山装，在昏黄灯光和熹微晨光的交织下，显得异常刺眼。
惠利名的心猛地一抽，他认得那件衣服，那是几年前韩涛从他家里随手拿走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却被眼前肃杀的场景击得粉碎。
就在这时，韩涛似乎有所感应，趁押解武警转头的微小间隙，猛地回过头，视线与惠利名撞个正着。
韩涛的嘴唇艰难地嚅动了几下，用几乎无法辨识的口型，清晰地吐出三个字：“对不起。”
惠利名的喉咙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扼住，一股酸楚直冲鼻腔。
他想喊，想回应，哪怕只是一个眼神的交流，但肩膀却被身后一只有力的大手死死按住，动弹不得。扩音器里传来宣读判决的声音，冰冷、刻板，不带一丝情感，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在心上：
“马燕秦、韩涛……犯流氓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落下，韩涛被两名武警粗暴地扭转身体，推向等待的刑车。
那抹白色在灰暗的人潮和清冷的晨光中剧烈地晃动，像一道即将熄灭的火焰，又像一道永镌心底的伤痕，最终消失在惠利名的视野里。
而他自己，则因“积极参加流氓舞会、奸污女青年4名”的指控，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谁能想到，这场轰动三秦大地、最终导致三人被处决、上百人卷入牢狱之灾的“流氓大案”，其起点，不过是两年前夏天。
在一位普通妇女那间仅有18平米的狭小居室里，伴着邓丽君《南屏晚钟》的靡靡之音，跳了几支在当时被视为禁忌的“慢二步”舞。
……
时间回溯到1983年9月9日凌晨两点。西安城南那些错综复杂的老巷早已沉睡，只有偶尔几声狗吠点缀着夜的宁静。
惠利名刚把他那辆在当时还算稀罕物的摩托车停稳在家门口，发动机的余温尚未散尽，一阵急促而粗暴的敲门声就猛地炸响了夜的寂静。
“咚咚咚！咚咚咚！”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意味。
“谁啊？”惠利名揉着惺忪睡眼，披上外衣，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快走向门口。
“查户口的。”门外的回答生硬、冰冷，像一块投入井中的石头。
他心里掠过一丝疑虑，但还是伸手拉开了门闩。
门刚开一条缝，四个穿着便装、面色冷峻的男人就猛地挤了进来，不容分说，其中一人动作娴熟地掏出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金属的脆响在静夜里格外刺耳，铐环紧紧锁住了他的手腕，传来的力道让他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抓我？”惠利名挣扎着质问，试图挺直身体。
回应他的是一记更粗暴的压制。他的胳膊被猛地拧到身后，巨大的力量将他整个人狠狠地按在冰冷的墙壁上，脸颊紧贴着粗糙的墙面，肩胛骨传来几乎要碎裂的剧痛。
另外两人已经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动作粗鲁而迅速。
他心爱的摄影器材、那架陪伴他多年的手风琴、几本托人从外地带来的外国电影画报，还有他辛苦摆摄影摊攒下的一些现金，都被胡乱地塞进几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里。
“签字！”一张薄薄的纸被拍在他面前的旧木桌上，墨迹似乎还未全干。
惠利名艰难地侧过头，眯起眼睛看向那张逮捕令。只看了一眼，他立刻争辩道：“不对！你们搞错了！我叫惠利名，利益的利，名字的名！这上面写的是‘惠利民’！”
他的辩解换来的却是膝盖后方狠狠的一脚。剧痛让他双腿一软，“噗通”一声跪倒在地。紧接着，一只穿着皮鞋的脚踩在了他被铐住的手背上，用力碾压。
“少废话！让你签就签！”呵斥声在头顶炸开。
钻心的疼痛和巨大的恐惧让他几乎窒息，最终，他只能用颤抖的、不受控制的手指，歪歪扭扭地在那个错误的名字下方，签下了“惠利名”三个字。这荒谬的一幕，仿佛预示了他即将面对的整个事件的荒诞基调。
被押出家门时，他瞥见巷口那盏昏黄的路灯下，几个邻居正小心翼翼地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好奇，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庆幸，但没有一个人出声，更没有一个人上前询问。
警车呼啸着驶离他熟悉的生活，最终停在西安市第一看守所那扇厚重的大铁门前。
当铁门在他身后“哐当”一声重重关上时，他明白，他的人生轨迹已经无可挽回地拐入了一条黑暗的、未知的隧道。
看守所的号房里拥挤得令人窒息。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间，塞进了三十多个人，连坐下都成了奢侈，只能人贴人地轮流靠墙站立。
地上铺着一层薄薄且潮湿的稻草，散发着霉变、汗臭和某种绝望混合在一起的难闻气味。苍蝇在低空盘旋，发出烦人的嗡嗡声。
惠利名被粗暴地推到一个角落，有人低声告诉他，这里关押的都是在“严打”风暴中被抓进来的，罪名五花八门，从小偷小摸到打架斗殴，还有像他一样，对自己究竟身犯何罪感到茫然的。
每天，都会有人拿着记录本过来，挨个问话，问题千篇一律：“有没有要坦白的？”但每当有人鼓起勇气反问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时，得到的永远是那两个冰冷的字：“等着。”
那些日子，惠利名几乎夜夜无眠。他反复回想自己这二十多年的人生：
辞去化工厂那份沉闷的工作，凭借手艺在景点摆了个摄影摊，收入颇丰；喜欢音乐，拉得一手不错的手风琴；
交友不算广阔，但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这一切，怎么就和“罪犯”两个字画上了等号？
直到一个多月后，他被转移到专门关押重刑犯的西安市五处看守所。在押解途中，他于混乱的人影中，瞥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韩涛。
两人目光短暂交汇的刹那，惠利名的心猛地一沉，一个名字如同闪电般划过脑海：马燕秦。
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卷入的这场漩涡，中心可能就是那个热情爽朗的中年女人。
惠利名与韩涛的相识，源于1982年西安当地一次业余文艺汇演。韩涛是市政工程公司的工人，天生一副好嗓子，唱歌在圈子里小有名气；
惠利名则靠着一架手风琴，能拉出许多动听的曲子。年轻人因共同的爱好而惺惺相惜，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1983年5月的一个傍晚，韩涛兴冲冲地找到惠利名，神秘地压低声音说：“利名，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马燕秦马大姐家，能跳舞，还有邓丽君的歌听！”
马燕秦，时年42岁，与丈夫离异后，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她从西安民生餐厅病退在家，靠着微薄的劳保工资度日。
她的家位于古城一条深深的老巷尽头，是一间仅有18平米的旧式平房，虽然墙壁有些斑驳，地面是粗糙的水泥地，却被她收拾得干净整洁，窗台上几盆盛放的月季花，给简陋的房间增添了几分生气。
惠利名还记得第一次跟韩涛去时的情景。他骑着摩托车，载着韩涛，在狭窄曲折的巷弄里穿行，离那扇绿色的木门还有一段距离，就隐约听见屋内传来轻柔婉转的歌声，那是邓丽君的《南屏晚钟》。
在当时的公开语境下，这类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被统称为“靡靡之音”，是受到批判和禁止的。
推开门，马燕秦正和她的女儿一起收拾着饭桌。她身高约莫一米七一，在女性中算是高挑，身材保持得很好，皮肤白皙，脸上带着爽朗的笑容，言谈举止间透着一股这个年纪少有的活力。
“来了？快进来坐！”她热情地招呼着，顺手从柜子里拿出一盘磁带，熟练地放进那个半新的录音机里，《南屏晚钟》的旋律再次轻柔地流淌出来。
屋里已经有三四个男青年，都是韩涛相熟的朋友，大家互相点头致意，气氛轻松而友好。
“家里地方小，委屈大伙儿挤一挤了。”马燕秦笑着，和女儿一起动手，将靠墙的那张木板床支起来一些，勉强在屋子中央腾出一块约莫几个平米见方的空地，权当“舞池”。
她小心翼翼地将录音机的音量调到最低，确保只在屋内能听清，还不忘叮嘱一句：“声音小点，别扰了邻居。”
那天晚上，他们跳的大多是“慢二步”。在昏暗的灯光下，伴随着轻柔的音乐，脚步缓缓移动，身体偶尔会有轻微的接触。
这种舞蹈形式，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仍被许多保守观念视为伤风败俗、带有“流氓”色彩的举动。
马燕秦的女儿也很大方地加入进来，她还拿出一张照片给惠利名看，照片上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
“这是我对象。”小姑娘脸上带着一丝羞涩和甜蜜。惠利名当时还笑着夸了几句“挺精神”。
舞会持续到深夜。韩涛和惠利名觉得天色太晚，便没有回家。马燕秦利索地在地上铺了褥子，有些歉意地说：“条件差，只能委屈你们打地铺了。”
惠利名后来回忆那晚的睡位：“马大姐睡在里边床上，她女儿睡在旁边的另一张小床上，韩涛挨着女儿的地铺，我睡在最外面。
其实大家都没怎么睡熟，主要是聊天，天南海北地瞎聊，马大姐话不算多，但一直笑眯眯地听着我们这些年轻人胡侃。”
第二天早上，惠利名注意到马燕秦家的米缸快要见底了，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便和韩涛一起到巷子口的菜市场，买了些苹果、香蕉，还有几斤大米提了回去。
“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既然来了，能帮衬一点是一点。”他后来这样解释。
几天后，两人又去过一次马燕秦家，但那次只是在门口站着聊了几句家常，并没有进屋。
那时的惠利名，全然无法预料，这两次在他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交往，竟会在不久之后，成为将他推向无期徒刑的“积极参加流氓团伙活动”的铁证。
他更不知道，马燕秦因其较为开朗、好客的性格，家中时常有年轻人聚集聊天、跳舞的情况，早已被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们盯上，每一次聚会的时间、大致人数，都被详细地记录在某个小本子上，成为日后指控的“罪证”。
要理解惠利名、韩涛、马燕秦等人的命运为何会发生如此剧烈的转折，必须将目光投向1983年那个特殊的夏天。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国门初开，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与旧有体制、传统观念发生着激烈的碰撞。
与此同时，社会流动性加剧，社会治安问题开始凸显，一些地方发生了较为恶劣的刑事案件，引发了民众的不安和领导层的高度关注。
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现呼伦贝尔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凶杀案。
以于洪杰为首的8名犯罪分子，在十多个小时内，连续作案，残忍杀害了27名无辜群众，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此案情节之恶劣、后果之严重，举国震惊。